我2008年春本科毕业，我的毕设导师是李东斌老师。我最喜欢听李老师讲普通心理学！在他的课上，他让我们许下愿望，十年后我基本实现了。还有，他带我们的学校心理学，（好像是硕士课程了）。毕设自己选题目，我选的是大学生偶像崇拜问题。读本科最好玩的是根本不怎么学习，但不逃课，就是上课认真听，下课没多少作业疯玩。我大学四年组过乐队，踢球打篮球（都是替补，系队替补，班队替补），我最喜欢干的就是替补。看的多，又有实践机会，不累，还能踢两脚。练字，乒乓球，羽毛球，哎，其他都想干，啥都认真干，啥都干不好的那种。毕设很认真，自己做完调研，分析。但也只得了一般，没得优秀。选题不好。不如同学李冬保的选题，2008年的留守儿童选题是很有学术嗅觉的。李东斌老师说冬保那篇本科论文可以整理一下，拿去发表（北大核心）。可是，冬保考研一志愿没上，350多分，也不调剂，直接就业去了。这小子现在混的也不错。他那论文的事就耽搁了。李东斌老师也没让我继续做。那时候的我们也没发论文的意识。
读研一的时候，仍然跟着李东斌老师做研究，因为的选的李宁老师在读博。我选了骨干教师那个主题，刚好学院有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后来那篇论文投稿在 心理学探新 杂志，那时我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感觉有兴趣。我考研报的本校，留下继续读研，那时候，没选李东斌老师，同一届的张晓斌同学选了他。我当时估计是想着，李宁老师原来是我的班主任，期间又去华东师大读博，当时估计就冲着他是博士，而选他做导师的。对李宁老师的印象，是汶川地震之后需要心理救援队，我问了他的意见去报了名。但没选上。还有一次，是我妈妈生病住院，他对我说的“办法总比困难多”。他博士毕业时，因种种原因，没回赣师，我就需要换导师。当时记得甘霖老师问我，为什么没有选李东斌老师？我不知道我怎么回答了。但我记得，我选邓稳根老师，第一个原因是赣师教科系所有的老师都是我的第一任导师天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赣师工作的博士，是个新老师，我想看有啥新东西。因为研二才选他，邓博也没要求我啥。我开始野蛮生长。在赣师，没导师管我，又是玩了三年。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心理咨询中心，我做温义媛、陈延斌老师的帮手，其实，我的角色不知不觉就成了中心的第三个老师。我的心理咨询童子功就是在那三年打基础的。心理咨询中心也让我获得了自食其力，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可能。我的兼职月收入，有时超过我毕业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到现在北大访学，我还保留着每周半天至一天临床心理咨询的习惯。来访者教会我更多，他们带着希望来，带着希望离开，我把他们当作特殊生活场景中的一个人。他们离开时说谢谢，但我也感谢他们，我会告诉他们他们自己没看到的，他们自己身上很多的闪光点。硕士毕设，仍然是自己选题，邓博没管，但他只提醒了要用更好的方法去处理数据，他指定了使用多层线性模型，那时他唯一对我的要求，我受用到现在。说来很惭愧，我的数理统计方法，还没有超越这个，是我太懒惰了。硕士时光，也经常打牌打游戏，拿着凳子和同学们在楼道里面“呱白”（聊天吹牛），也很充实。感觉没有耽误学习，也没落下什么东西。没玩够。硕士期间我的职业目标，就是去高校，做宿管都行。因学校和自身条件限制，找工作吃了太多苦，最后是桂林理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给了我橄榄枝。我没有再去找别的岗位，包括工作之后我的同学叫我去珠海他那所高校心理中心。信守承诺吧。
读博士选了李林英老师，也是机缘巧合。和所有的博士生吐槽导师一样，我们也吐槽自己的导师。我有一个优势是，导师的开门弟子就是我本科同学，我是第二个。所以我和徐礼平合作起来，或者说吐槽起来是天衣无缝，吐槽的非常充分的。还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们都有工作经验，也比无工作经验的博士生胆子更大一些。基本上做到了有组织的、有证据的争辩。所以，我们的吐槽是建设性的，没有破坏我们跟导师的关系，而且，我们默默的吐槽增进了我们跟导师的关系，通过吐槽我们理解了我们导师的确切想法。导师非常信任我们。我们经常纠正导师学术上的“非分之想”，这一定是我们两个人才有的现象。我没到北理时，他天天忽悠我来北理读博，晚上失眠睡不着。我到北理后，他天天睡大觉。我到后面开始睡不着。得知我要来北理，我同学就向学校申请我们俩住一个宿舍。原来刚搬去良乡校区的北理硕博生，住的是留学生公寓。感谢北理超级人性化的管理，既然在北京能享二人世界，还自己挑室友，虽然在良乡，但独立卫生间二十四小时热水二人间这条件，估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后面估计再也没有这个优惠条件了。导师很关心我们，但也很严厉。选题是最难过的一关。导师在马院，我们教育学博士在人文，导师想让我做习思想相关的。我尝试了一段时间，我的写作功底，理论功底，都不行。我放弃了，后来导师也默许了。后来沿着导师重大科研项目团队心理资本的自科课题，延伸，我选了重大科研项目团队研究生学术志趣的选题。我记得，距离开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到老师办公室汇报，她说开题报告还不够扎实，我说时间太紧了。她说“再给你一年？”我说够了够了，一个月够了！但是我后面几届师弟师妹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后来马院有博点后，老师就没在人文带教育学博士生了。导师只在马院带学生，就必须让学生都用思政和马理论的研究范式。她说必须扭过来。其实，导师是对自己说的。导师自己漂泊半生，说得好听是学科交叉、跨学科，说得不好听是“爹不疼妈不爱”。学科归属感是很差的。这种感受，我到现在都有，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感受，不代表老师的真实感受。导师的原话是，耕了别人家的地。其实，导师也在做“痛苦”的转型，特别是她不做院长之后。她在马理论、思政的功底这一块，没有她教学能力强。老师后面的学生有时候会抱怨说她不导或导的不到位，我刚开始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合计后说服导师放手让我们干，当时导师的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而现在，我的分析是导师完全转到思政后，她不做行政时间也多了。用力过猛，看得紧，不让他们耕别人的地。思政这一块有着天然的学科特殊性，很考验导师的。这样导师还没完全转好型，他们自己去摸索那条路，就会很吃力。也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硕士博士生的通病，导师管得多了之后，会依赖导师。我记得有一次导师考验我，说我文件的格式做的不好，办公室呢，我跟我导师犟。就盯着让老师教我做，跟老师杠上了。老师看文件多，什么好什么不好她肯定知道。但她调格式肯定没上过手啊。最后我才反应过来说，老师，你给我一个“葫芦”参考，我画瓢。博二时，老师不止一次问老徐，说宏达怎么这么犟。那个时候就是选题的时候，导师要我慢慢转向马学科，但我试了做不了。我至今印象深刻。可能我和老徐有工作经历，更独立，加上我们本科就是同学，读博还一个宿舍。所以，我们跟导师沟通时，才会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读博之路才这么通顺。我们得出的答案是：导师都是为学生考虑的，只要是学术上的事情，导师对学生要求再多都不过分。包括我访谈的学生，读博时导师在学术上那个要求严厉啊，延毕啊，就差打架了。毕业了，都挺好。导师的宽宏大量，包容海涵，是延续到毕业的。包括这篇日志，我这种自我表露、揭短，已经超过了“我”的边界。没有征求过她老人家的意见，还不知会给她老人家带来什么影响。这让我想起硕导邓老师开玩笑时引用菩提祖师对孙悟空说的，日后惹出祸端，别说是我教的。所以只能说以上都是我的臆断，毫无事实依据。导师完全可以否定我以上片面之词。知遇之恩，为老师也。
来北京访学这一年，才得空跟老师一起坐车去西安参加学术会议，北京到西安四个多小时。因为徐礼平在西安，所以那天导师一提，我就立马答应过去。来回，就接近十个小时了。我一直说没停，因为以前从没有机会向导师这么详细地汇报。导师总是听我说的多。我从来没有这么唠叨过。导师本科是搞坦克的，留校就上思政课，后来又读陈会昌老师的硕士，硕士期间做的是自我表露，感觉她做完自我表露研究后，自己就不表露了；或者是因为她不会自我表露，所以才选了自我表露的研究（我瞎猜的），国内自我表露文献能找到的她是第一个。我们很少听到导师说自己的事情。她说她读博士的感觉就是“脱一层皮”。这是仅有的她说的，关于她工作之外的印象。她擅长授课，我更喜欢她的授课，主持会议。
能结识那么多老师，是很幸福的事情。包括很多没有提到名字的老师。想起初中时，实习老师教我们唱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他们说，正青春时，不懂青春。懂青春的，青春已逝。不知不觉，我快奔四了，到了即使带上假发，他们依然叫我老师的年纪了。想到了这么多，及时把这些记录下来，把自己成为一个案例让在读的研究生们读一读，如果能让他们珍惜在读的时光，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