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产生了最早的研究型大学；发展到20世纪，美国为高等教育贡献了最为先进的研究型大学的范例。克拉克·克尔在其1963年发表的著作《大学的功用》一书中，首创“巨型大学”这一概念，明确了研究、教学与社会服务三项职能。教职人员与行政人员的共同治理，强有力的校长负责制，对学术自由的承诺，强调民主而非等级森严的讲座制，这些举措造就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成功。然而，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联邦政府对全美多数州财政支持的下滑，对公立大学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美国顶尖的私立大学：哈佛、斯坦福等仍旧发展的很好。对于美国研究型大学而言，无论公私，只要能够得到充分的资助，同时保持自身基本组织的优势，他们仍将继续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可能在世界大学排名上会让位于其他国家出色的大学，但在全球背景下，许多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就不足为人说道了。因此，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不竭的创造力以及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才是最为重要的。
有些人强调说，大学不断地处于危机之中，而政治危机更使其恶化。对此，我不予苟同。当然，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部分，大学是会受到社会趋势的影响，而且有时也会因此处于危机之中。就像在纳粹德国，高度成功的大学体系几近毁灭。尽管德国大学花费了近半个世纪进行体系重建，但在今天看来其光芒更胜。目前，许多欧洲国家努力通过卓越计划等项目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意在人才方面与美国竞争，总的来说是积极的，并已经有所进展。但欧洲大学将如何应对难民危机，民粹主义右派政治趋势的兴起，资金方面的争论等挑战仍不明确。
金砖国家的大学也有各自所要面对的挑战。我并不赞同某些高等教育观察家所认为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半个世纪之后将主导全球高等教育。虽然中国在发展研究型大学的进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发展排名前100的大学，但中国面临的挑战仍旧突出：过度官僚化，政治干预，缺乏一种真正的精英学术文化，以及制约学术发展的种种障碍。虽然很多中国的大学已经成为重点研究型大学，在论文发表上也有所突破，但这些问题终将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无形屏障。而印度和巴西两国都没有创建一流大学的国家愿景(尽管只有巴西的圣保罗州做了一些努力)。在这四个国家之中，俄罗斯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以及强大的学术传统，它的潜力被低估。但是俄罗斯一直遭受高等教育投资不足，官僚主义和政治化的教育体系等问题。在前苏联国家中也没有其他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有趣的是，俄罗斯民众正通过俄罗斯大学竞争力委员会大量投资21所顶尖俄罗斯大学，以期帮助大学改善研究资料，转换治理模式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
国际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研究型大学及其产出，但将视野转回到美国，在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私立的文理学院。许多中上阶层的美国人认为，从长远来看，通识教育对于职业发展更有价值。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就业市场中，接受过良好的通识教育大有裨益。一般来说，这对中上阶层人来说最有吸引力，但几乎所有的美国研究型大学都在本科阶段开展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因此，大部分的美国学生都有接受过一些通识教育。
本世纪的两个最主要挑战便是大众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全球化。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因此这一挑战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以及许多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仍然需要高等教育的大量扩张。全球知识经济也对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提出了要求：不仅要培养年轻人参与到新经济之中，而且要能在知识转移中发挥关键作用。私营机构迅速扩张以应对大众化带来的需求。这些机构以营利为目的，确保了较高教育质量，满足了多数的公众利益，将继续是一个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