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博士生教育已经相当成功地运行了一个半世纪；近30年来它经常被作为“金标准”，是世界各国学术界仿效的对象。人们把它的成功归因于教育与科研的统一，但是这种模式和机制并非完美无缺，当前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与之有一定的关联。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推出的“研究生教育与科研训练整合计划”以促进研究生教育创新为己任，努力为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生创造跨学科的学习环境。这会给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一、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模式与困境
如果不考虑在各个大学各个学科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可把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本文指科研取向的哲学博士教育，不分析职业型博士生教育）简要概括为：先是若干年规定的课程学习，然后通过若干次资格考试取得博士候选人身份，最后学生在一个教授委员会指导下完成一篇具有创新性的学位论文。从国别比较来看，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把教学与科研在同个组织中进行，而不是把两个活动分别置于专门的科研机构和以教学为主的大学进行。深入美国大学观察，会发现在这个“让钱来说话”（Let money talk）的社会中，正是因为“钱”，博士生教育在科研拨款制度配合下把“教育”与“科研”结合起来。美国政府和其它部门的科研资助机构主要通过同行评议的方式，把大部分的科研资源以个人项目补助的方式分配给大学教授，然后教授雇用博士生当“科研助理”，从科研项目中提取部分经费支付博士生学费和生活津贴。在许多情况下，学位论文的主题与受资助的科研项目相关，博士生教育也就与科研工作相联系起来。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寻求科研资助是大学教授的生活方式，寻求资助完成学业则是困扰博士生从入学前到毕业结束的难题。除了通过参与教授的科研工作获得助研奖学金（research assistantship）外，博士生获得的资助方式有多种，与所在大学、院系以及所处的年级等因素有关。许多博士生的资助可能是多种经费来源的混合，以及包括个人积蓄。一般地，比较多的新生获得奖学金（fellowship），和通过参与本科教学工作获得助教奖学金（teaching assistantship）等；老生中，如果是人文学科类的，大部分获得助教奖学金；理工科类的大部分老生、社会科学类的部分老生获得助研奖学金。这种学科间的差异在于理工科的学术研究获得较多的资助，人文学科获得较少的科研资助。
最近出版的《三个有魔力的英文字母：哲学博士》的研究就开始于一位作者（当时为博士生）一个“关键而直率”的问题：“怎样找到经费资助学业？”。两位作者调查了20所排名靠前的研究型大学中的9036名博士生，发现工程学科博士生获得助研奖学金的比例为82%，其他学科分别为：自然科学与数学（69%）、社会科学（49%）、人文学科（33%）、教育学（28%）。据笔者了解，如果研究型大学理工科院系的高年级博士生没有获得助研奖学金，那么会被认为是“异常现象”，一种可能是该生缺乏科研能力，将无法获得博士学位。
美国高等教育专家、现为斯坦福大学负责研究生教育副教务长的耿波特教授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由于缺乏充裕的科研资助，人文学科的博士生教育与科研就相对分离。科研资助不仅在学科间存在着差异，在大学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科研资助是通过竞争方式拨付的，最终结果是大部分资助项目流向声誉好的研究型大学。例如，排名位于10名之内的大学的一个学系都有可能比排名在200名左右的大学的整个学校获得更多的科研资助。如果一所大学吸引不到足够的外部资助，那么即使在理工科领域，博士生教育与科研也是分离的。
因此，这种紧密结合科研事业的博士生教育模式是以科研资助为物质条件，事实上是把“博士生教育”、“科研”、“科研经费拨款”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目前，现有423所美国大学提供博士生教育，但是主要是由排名靠前的100所研究型大学提供的。只有在这些获得较多科研资助的研究型大学中，博士生教育才能较好地与科研结合，特别是在一流大学的理工科院系中，两者结合得相当紧密，博士生教育是科研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美国各类资助机构看来，博士生教育与科研的结合使得两者都会达到优秀程度。一方面，博士生们为科研项目提供相对低成本的人力，在教授的监督下完成大量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科研资助使得这些“科研助理”们在从事研究的同时有经费完成博士生教育，所以在许多最终获得资助的项目中，支持学生的经费是其中最大的一笔预算。这是因为即使仪器比较贵，也需买一件，就可安排多位学生使用。因为仪器是不动的，但学生可以到处流动，这会增加整个国家的集体智慧。因此，把钱给学生比起只花钱购买仪器来说，显然是很好的投资。
在科技创新成为许多国家国策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并都从美国寻找方法。不管在学科之间、院校之间的差异，人们把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成功、科技创新的成功归因于教育与科研的结合，并且这种模式被作为“金标准”。但是，美国国内对博士生教育还是有大量批评，并且整个体系面临着巨大挑战，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博士生组成的多样性、未来工作岗位的多样性。50年前博士生是从事学术研究为人生目标，大多数人毕业后在大学或科研机构找到了工作，现在更多的博士生选择进入私营企业或政府部门。批评者认为存在的问题有：博士生教育越来越专业化，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太狭窄；毕业生缺乏在未来职业场所工作所需的技能（如合作技能、组织与管理技能）；缺乏在各种类型的教育机构中开展教学的技能；获得学位的时间太长，并且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比率过低；不了解学术界外的工作岗位类型和数量。
二、美国模式的核心问题及其剖析
这些批评都是针对美国博士生教育当前面临的一些困境，并非指向真正的问题所在。美国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科研拨款（在经费额度与资助结构这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博士生教育与科研的良好统一要以科研资助为物质条件，如果资金到位，并且科研资助机构允许学者们有足够的自由，那么这个体系能良好地运作。人们假设这样一个历程可以反复地复制：如果教授申请到较多的科研资助，那么她或他会有更多的研究生，接着会有更多的科研成果，于是又会有更多的科研项目，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经常的情况是谁也不知道会有多少的研究拨款、以及哪些专业领域得到资助，从而会有多少学生能得到资助。那么，将有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
为了避免让学生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美国研究型大学一般都有一些补救措施，例如，经费充裕的大学（和院系）会在录取学生时会保证她或他可获得四年的全额资助（学费和生活津贴）。但据笔者了解，即使组织上可保证学生在若干年内不会陷入困境，但在目前这种模式中，大多数情况下博士生（特别是理工科高年级的）所获得的全部或部分资助事实上是由导师的科研项目经费转移支付的。
这样，博士生学习时间变化（延长或缩短）就与导师科研项目的经费情况分不开。如果导师没有足够经费，导师不得不请求所在院系给学生助教奖学金或其它各种形式的奖学金，学生论文研究的实验也有可能无法继续，要缩短学习时间以硕士身份毕业；或者不得不转到另一位教授的名下，教育质量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如果导师有较多的科研项目经费，那么博士生可能会被延期毕业；因为高年级博士生是最好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已经完成课程学习，可以花更多的精力用于实验室工作，有经验并能高效地、较为独立地工作。相比较，新生通常要占用教授较多的指导时间，不是具有高生产力的“工人”。因此有时导师不想及早地让老生答辩，而老生总是想离开科研项目组找一份“真正的工作”，这种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激烈的冲突。
美国各界批评的“博士生教育过度专业化”也与这种模式有着内在的相关。“过度专业化”的部分原因在于所有学科领域的知识都在快速增长，确确实实难以全面掌握新知识；部分原因在于一些教授在博士毕业生就业面变宽的情况下仍旧维护传统学术价值观。导致“过度专业化”更多的原因在于这种把学生与导师拴在一起的模式。名义上博士生是由一个教授委员会来指导的，但是大部分学生只是在导师的科研项目组（research group）中完成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有关的学位论文。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模式的运作导致了博士生教育越来越受制于科研资助情况。科研资助申请竞争越来越激烈，资助机构对科研产出和速度提出越来越严厉的期望，教授和学生不得不牺牲比较宽广的知识学习和能力发展。教授们的工作准则反映的是科研资助机构的议程，有时较少考虑学生学业上的自主。多位美国教授告诉笔者，来自工业界的科研合同有增多的趋势，其中多数是短期项目（短的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有时导师和学生不得不完成一个短期的项目，再转到另一个短期项目。在这期间，尽可能保证短期项目与论文研究相关，尽可能避免过多地影响论文研究。一位教授承认，来自工业界的短期项目通常不要求对一些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总之，许多教授经常处于“有没有”科研资助来源、“能不能”按期完成项目的紧张状态，这导致师生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师生关系是教育的核心方面，没有良好的师生关系，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教育，也难出真正有创新性的成果。这种有着内在不足的模式出现于美国有其历史的根源。耿波特教授分析指出，受资助的科研与博士生教育相结合的历史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社会背景，“为了完成出科研成果和培养受过训练的科研人员的两大国家任务，重视博士生训练和赞助的科研两项活动，把它们作为完成国家任务的手段”。她指出，“对研究生教育和科研的统一的财政资助，大部分是间接地而且更多地为了它的工具的价值，而不是为了它作为一个理想的内在的合法性而取得的。”[1]
三、构建跨学科的学习环境，推进博士生教育创新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这种博士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美国模式还是较好地运转着，因为有良好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美国整个国家科研投入较为充足，承担了整个世界二分之一的研发经费，其中大部分资助大学的科研。博士生是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博士生教育的运转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科研系统，影响整个国家的创新力。而且，博士生教育作为磁铁吸引着全球最优秀的青年人才，国际学生占了约四分之一。在工程学科、科学与数学等领域，半数以上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是国际学生，并且他们倾向于在毕业后并不立即回国，一半以上的留在美国。所以，尽管整个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资助在相对减少，但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还是会尽最大的可能支持博士生教育。
不过，当前科学研究模式正在发生变革，各个学科都需要脱离传统方法，寻求学科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越来越强调要面向复杂的实践问题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领域，还要求研究工作能与应用相联系。这种“过于专业化”的博士生教育不强调合作研究，显得不适应当前科学研究的新趋势。虽然科研拨款在总体上没有减少，但科研资助机构（政府部门的和私立的）正在逐步地改革传统的研究拨款方式。现在不清楚这将对科学研究和博士生教育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对人文学科领域影响不大，因为其不存在大量的科研资助。
为了适应跨学科的科学研究模式，以及改革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推出了“研究生教育与科研训练整合计划”，资助申请院校开展研究生教育创新。该计划的目的是迎接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生教育所面临着的挑战，以期博士生具备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掌握若干个学科领域的精深知识，并具有技术、专业和人际交流技能，能在学术研究和教育界中找到合适的职业，成为改革与创造的领导者。这个计划的具体目标有：帮助博士生较为独立地开展科研；所资助的博士生教育项目要有跨学科性质；训练博士生开展问题导向的科研工作；帮助博士生接触到学术界外的专业人士；设计好博士生教育的教学结构，以培养学生的各种专业技能，例如教学技能、团队合作技能等。自2000年正式启动至今，70多所大学所申请的近150个博士生教育项目先后得到资助，每个项目最多可获得300万以上的资助，用于课程开发、学生生活费和学费。一般每个项目的一轮周期为5年，到期可以重新申请。每位申请加入该计划的博士生每年可获得3万元的生活津贴，这远高于平均水准，目前只资助美国公民和永久性居民。
该计划有三个特征具有启示意义：第一，拨款经费用于博士生教育而不是资助指导教师的科研，直接向学生而不是向指导教师提供资助，可以避免师生间可能会出现的紧张关系；第二，经费资助对象的转变同时反映了该计划的重点在于为学生构建一个丰富的学习环境；第三个特征是跨学科性，希望博士生能准备好地研究社会实践或工业实践中一些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难以用单一的学科知识来解决。NSF期望通过这些转变能有助于博士生更好更快地获得学位。有必要指出，这三个特征是相互依存的，不能说某个特征（如“直接资助博士生”）是首要的。例如，美国大学中有不少博士生获得连续4年的奖学金，不必承担教学任务，也不用必须参与导师的项目研究。但是，《三个有魔力的英文字母》的两位作者调研发现，这种资助方式并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博士生没能获得良好的科研训练，科研成果也不多。
总之，博士生教育的美国模式在较为充裕的科研经费资助下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这种模式保证了研究生有经费完成学业，科研项目有稳定的劳动力。这种模式蕴含着强烈的激励机制，促使师生们有着投身于科研的强烈动机，开足马力，努力处于知识创造的最前列。但是，过度的科研资源竞争使得师生之间的良师益友关系（mentorship）处于不良状态的可能性很大，项目时间的限制使得师生们有时会放弃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探索，学生也缺乏拓宽知识面的机会。美国博士生教育中许多问题都有可能源于该模式。该模式使得博士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科研，学生需求被放在一边，形成了“从属于科研”的研究生教育文化。NSF的新计划让博士生有机会在一个丰富的学习环境得到有效训练，从而适应并能在将来领导“基于问题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它通过建立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模式，将能促进研究生教育的文化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