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4日，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通知，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历时5年之久，南科大终于转正。坦率地说，这个结果并没有让笔者产生多么大的兴奋之情，人们曾寄予厚望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在一种温吞吞的太极式拖延与冷处理的悬置中，终于走完了从激进到渐进的蜕变之路，一种拼凑的教育改革范式上终于浮出水面，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这个拼凑的教育改革范式，将成为今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路径与模板。在整个社会群体心理日益陷入改革疲劳的当下，反思这次高等教育改革的成败得失，恰恰是我们未来教育改革的出发点。
众所周知，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尚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已经不是高等教育硬件设施方面的差距，而是由教育理念落后带来的一系列差异的综合体现。反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多次教育改革，大多声势浩大，效果不佳，非但没有缩小双方的差距，反而有将差距拉大的趋势。究其原因，这些年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仍停留在高等教育的表层与末端，根本没有触及到高等教育理念的内在核心要素。为了把问题引向深入，我们首先需要厘清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其次，对当前的几种主要改革模式进行梳理，以此发现这些改革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自近代启蒙运动以降，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可以简化为两个层面：培育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与传授专业知识为己任。这种目标设定暗合了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理性的两个维度：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这种理念也成为当今世界上被公众普遍接受的高等教育范式的核心。基于此，才能塑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二者不可偏废。
高等教育理念核心范式的确立，对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纲领性作用。根据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教授的观点，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种理论稍微展开一点就是：状态-结构-绩效的三元模型（即SSP范式）。一种制度结构决定了一种特定的群体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将产生特定的绩效表现。这个模型很有说服力，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在笔者看来，中国高校之所以在群体状态与绩效方面表现欠佳，究其原因就在于由教育制度决定的教育结构不合理。这里的核心问题就出在，构成教育制度的核心范式存在严重缺陷。以往的改革都过分注重状态与绩效等形式方面的控制与调整，并没有触及到教育核心范式的改革。大凡成功的教育改革出发点，大多是基于对构成教育范式内在结构的失衡所进行的调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教育范式中工具理性快速膨胀，造成价值理性严重萎缩，导致教育的核心范式处于扭曲状态。为了恢复这种内在结构的平衡，大多采用扩展价值理性的努力，以此满足时代的要求，这一传统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主要路径。反观我们近二十年的教育改革实践，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教育改革之所不成功的深层原因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范式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内在结构严重失衡：工具理性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被挤压的几乎没有多少存在空间，仅有的那点空间也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导致中国的高等教育以流水线的方式制造具有高度齐一性的技术人才，大学由此沦落为一种变相的高级职业技术培训机构。由于缺少必要的价值理性的支撑，工具理性的发展也不可能充分。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整个社会缺少创新能力。基于此，可以初步诊断：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范式构成中：缺少与人的存在状态有关的形而上维度的内容，导致工具理性日益沦落为功利主义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教育范式主导下，中国高等教育培育出来的就是没有思想的工匠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二千多所高校，其实就是一所高校，在办学理念上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差别仅仅在于各个高校所拥有的各类资源的差距，以及凭借垄断地位获得的对于优秀学生分层的截流而已。中国高校的创新能力培养完全变成了一种不可预测的偶然性事件，即完全依赖某些天赋好的学生没有被早期教育同化掉的残存的价值理性来支撑，这也是中国高校在创新能力上仅有的思想红利来源，所以我们看到了各高校不惜重金争夺优秀生源的大战，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想收获那些优秀学生残存的自然创造力，以此来弥补当下教育理念扼杀创造力所造成的思想歉收状态。所以，在落后的教育范式下，中国高校只能依靠各类资源的争夺来维持简单的知识再生产而已。因此，一个成功的教育改革实践必须准确击中教育范式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并加以改造，知识的扩大再生产才是可能的。根据对教育范式改造的程度，我们可以把教育改革分成两类：激进的与渐进的。从这个划分来看，那些所谓的教育改革根本没有涉及到教育范式的核心内容，充其量只能算对旧有教育范式的某些修补而已，其后果也是令人担忧的。对落后纲领的维护，恰恰相当于对代表进步纲领的真正改革设置障碍。这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高度关注的伪改革现象。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流行的三种改革模式，我们可以初步给出一个判断：第一种模式，即在现有教育范式下的修补工作，这种修补工作只是细化与弥补既有范式存在的问题，没有给范式的核心部分增加很多新内容，因此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充其量只能算对既有结构的修补与调整，如当下各个高校热衷搞的所谓自主招生，以及教师分类改革等，这些措施都是渐进的改良路径，究其本质来说都没有涉及现行教育理念的基本结构。
第二种模式，即尝试改变基本教育范式结构的激进改革。这种改革一旦成功对于教育改革的示范作用影响巨大。朱清时先生倡导的高等教育改革之所以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是因为，公众期待朱先生通过激进的教育范式的结构转型，带来全新的教育状态与绩效，以此吹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真正号角。遗憾的是，据目前公布的信息推测，这次改革极有可能跌回到第一种改革模式。如果此次改革硕果仅存的自主招生与自颁学位也被否定，那么，可以初步认定这次教育改革基本失败。即便如此，朱先生也为中国的教改事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虽败犹荣。
第三种模式：中外合作办学。这相对来说还是一项比较新的事业，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所依据的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也仅仅是2003年颁布实施的，距今也不过9年的时间。这部法律文件其内容共计8章64节。其教育理念与国内高校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不同的参与主体而已，强调了外方参与主体的条件与法律责任问题。并没有体现出全新的教育理念，因此，这种模式的教育改革留有的自由空间并不是很大，但是即便如此，国内高校还是给予了积极地响应。比如2013年准备开始招生的上海纽约大学，是由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共同创立的大学，也是时至今日第一所获得教育部批准的中美合作大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教育本身是有规律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有无数新问题涌现，这些都是原有的教育理念和结构框架无法预先划定的，这就给未来的教育实践留出宝贵的自由裁量空间，改革的生命力也正是蕴含在开放的未来之中。也许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是国外高校开始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真正的竞争开始呈现，虽然目前这种力量还比较薄弱，但是市场的选择会倒逼中国高等教育范式进行改革。
综上所述，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远未完成艰难的破冰之旅，但是，也不用为此感到沮丧，毕竟教育改革的大门已经打开，一些光亮已经投射进来，路就在扑朔迷离的前方。为了确立新的教育改革路线图，我们需要的是大无畏的探索勇气和对于教育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