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是中国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也是最重大的国际事件，需要充分的国际空间。
随着中国由低创新度国家跃升为中等创新程度国家，中国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创新发展的国际空间出现转折性增长，为中国的创新起飞准备了良好国际条件。虽然少数创新大国与中国的创新竞争、磨擦加剧，有可能对中国自主创新采取遏制策略，但无法改变中国创新发展空间扩大的根本趋势。
一、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梯度互补空间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采取的是向下竞争的战略，即通过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向高新产业链的低端下滑，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形成竞争。30多年过去，我们已经开始了向上竞争，即通过设计、研发等知识密集型劳动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性趋于消失，梯度互补性成为主流。
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渴望发展，需要低成本创新，希望与中国合作创新。而当前中国的创新能力，不仅可以同发达国家合作，还可以同后发国家合作，开展国际技术转移，建立新兴产业，帮助后发国家提高本土创新能力，解决民生问题；还可以同新兴经济体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也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基础。例如，在东非，很多建筑、交通系统、能源项目都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建筑。东非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轻轨、第一个工业园、第一个风力发电项目，都是中国企业承包的，很多技术在非洲领先几十年；很多中国标准比欧美标准更实用、合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对中国造成“挤压”，这里可能有误判。其实，低端制造向低成本国家转移是符合分工规律的，也是中国创新能力增强的表现，对中国不但不会造成挤压，而且对中国创新形成有效需求。不可能设想，中国既要实现国民经济高端化，同时又要保持大量低端产业，那是违反规律的。
二、与创新型中小国家之间嵌入互补、强强合作空间扩大
世界研发活动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国的局面小幅改变，创新型中小国家创新活跃，全球创新出现了“1+N”的格局。创新型中小国家总体上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一些科技领域具有最高水平，但科研体系并不完整，实体经济体量小，国内市场有限。这些国家顶尖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急需与实体经济结合，把科技成果推向市场。这大大增加了创新型中小国家与我国之间嵌入互补的空间、强强合作的空间，使得双方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很多国家把进入中国经济体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纷纷制定和实施“中国战略”。最近，德国又发布首个中国战略文件——《中国战略——与中国研究、科学、教育合作战略框架》，从科研创新和教育两个角度确定了德国未来对华合作的指导方针和核心命题，以及主要行动领域。近年来，很多创新型中小国家在中国设立为本国企业服务的机构，积极开展合作创新；特别是大量的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与中国相关单位开展了广泛的创新合作。如德国与我国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地方，在工业、环保、智能制造和城镇化等方面合作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德两国高校截至2014年底已共同开展了1100个合作项目，建立了超过550对校际合作关系。又如，英国就研究理事会专门设立中国研究项目已近十年，2013年又设立中英联合科学创新基金，推动两国在基础研究、创新合作、人才培养以及区域创新等领域的合作。
有一种观点笼统地认为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对中国造成挤压，也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几乎没有来过中国，当然也不会发生回流，发生的只是低端产业的转移。而且，对发达国家也要有所分析，除少数发达大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是创新型中小国家，这些国家在中国创新起飞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挤出性小于嵌入性。
三、与少数创新大国之间的创新发展空间扩大，创新磨擦增多
与少数创新大国之间的创新发展空间扩大，首先表现为中国创新利润空间扩大。过去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外国产品形成创新垄断价格，获得暴利。随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成功替代了某些外国同类产品，导致外国同类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甚至大幅度下降，增加了中国创新的利润空间。例如，国产交换机的中高端化、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等，都经历创新利润空间扩大的过程。
其次表现为创新合作空间扩大。由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创新大国在更多领域希望与中国共同解决重大创新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例如，由于国家安全等原因，自2011年以来，美国国会一直禁止美国航天局（NASA）与中国合作。但最近在国际宇航大会航天局负责人小组讨论会上，美国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表示，上述禁令是暂时的，美国应该在载人航天项目上与中国合作，否则将被排除在国际空间站以外的新载人航天项目之外。
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市场的逐渐扩大，对国际创新活动影响的增强，缓解了我国同下游国家的竞争，但使我国面临来自上游国家的竞争，少数国家对中国创新甚至人为制造磨擦。一是不断质疑中国自主创新政策。他们反对中国把自主创新产品与政府采购挂钩，责备自主创新政策侵犯知识产权、保护落后企业、歧视外资企业，要求自主创新政策符合上游国家利益。二是阻止中国创新市场的扩大。对中国创新产品设置准入障碍，包括强化投资安全审查、人员流动审查、反倾销审、技术贸易壁垒等，特别是增加名目繁多的“软壁垒”“隐壁垒”，如把社会责任当成选择供货商的标准之一、节能环保成为技术贸易性措施的重要内容、开征碳关税等。三是通过技术、经济、政治等手段多方限制中国创新发展，包括技术垄断、技术管制，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协议排挤中国等。
如果说存在挤压，少数创新大国确实对中国向上竞争的空间存在挤压。随着中国创新起飞，挤压、磨擦有时可能出现升级，少数上游国家甚至有可能采取反全球化的策略，造成中国创新起飞的剧烈颠簸。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积极作好应对准备。但是从大的趋势上看，中国创新发展的国际空间已经出现转折性增长，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