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张悦然最近来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活动，顺道访问了亚特兰大，并在上个周日做了演讲。这位 29 岁的才女，既是高产作家，又是杂志编辑。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拿到计算机科学本科学位，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专业研究生毕业，现在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攻读古典文学专业博士学位。这位从 14 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 80 后作家才思敏捷，她的自我评价是“早慧而晚熟”；但是，根据我听她的演讲以及观察她回答听众问题时的表现看，我认为张悦然的思考很有深度，她的见解颇为独到，这是一位很有潜力的青年作家。
文学创作有没有所谓的“作家规则”？有没有这样的写作流程和章法可以帮助作者产生好的文艺作品？张悦然认为根本没有这样的法则。表面上看，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平仄押韵、起承转合是写作的章法；八股文有固定格式，每篇文章都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但是八股文专讲形式，缺乏内容，从来没有产生流芳百世的作品。写作章法都是文艺评论家总结出来的写作规律，而文艺评论家常常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他们只是文艺的鉴赏家，不是创造者。
正规的科班学校培养不出大文豪，历史上有名的作家大都是半路出家，或者自然成才的。张悦然本人也是个例子，她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科学，研究生学的是新闻专业。她在新加坡读书时，自己没有想到会成为作家。换个角度看，如果真有所谓的写作法则存在，那么文学创作就最适合用计算机来进行。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个很重要的应用分支叫做“专家系统”，其中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开发方法已经十分成熟，PROLOG 这个程序设计语言就是基于逻辑规则的编程语言；只要我们把那些写作法则存放在计算机的知识库里，加上丰富完备的词汇库，电脑就应该能够创造出大批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来。事实上，这样的写作电脑还没有出现；从理论上说，在人类没有彻底弄清大脑原理之前，这样的写作电脑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我是搞理工科的，对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知之甚少。据张悦然说，西方人喜欢玩弄规则，发明了许许多多的写作章法和作家规则，而中国人历来就不喜欢规则，这也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重要差异之一。现在一些中国作家盲目崇洋媚外，喜欢把章法规则和条条框框挂在嘴边，搞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作家法则出来，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作茧自缚，邯郸学步。
说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张悦然用石头作为例子，解释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不同之处。西方人把石头雕刻成塑像，讲究雕刻法则，认为只有把石头加工改造之后才能成为艺术珍品。相反，中国人讲究自然之美，把天然的太湖石放在花园里，放在书桌旁。中国人把石头本身看成是有生命的东西，石头的形状、颜色、产地无不是生命的表征；正像美女的三围、五官、气质令人心旷神怡一样，中国人把石头的“瘦”、“透”、“漏”看成是美的极致。西方文化强调人工改造、征服自然，中国文化则认为万物有灵，顺其自然。
圣经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两座城市道德败坏、罪恶满盈、污浊泛滥，上帝要毁灭这两个城市，差使者搭救虔诚信主的罗德一家，并吩咐不要回头看。罗德家当时牛羊成群，满院财富，罗德的太太实在舍不得这一切，不听神的吩咐，回头看了一眼，她立刻变成了盐柱。在西方文化中，罗德妻子变成石头是一种惩罚； 而在中国，人变成石头就相当于永生，并非坏事。中国古典文学中就有两个著名的人物来自于石头：一个是孙悟空，一个是贾宝玉。孙悟空从巨石中蹦出；贾宝玉则是由女娲补天所剩之石变化而成。宋代的米芾，就是那位当过郡守的著名书法家，尤其爱石如命，每得上佳石头他都要一一品题，藏于雅斋，“入玩终不出户”，遇有石中珍品，他会设席整冠，跪膝下拜，呼石为“丈”。江南园林中总少不了太湖石，在那些竹林假山后面，曾经有多少风流故事，留下过多少千古佳话。
希腊神话中有个著名人物叫西绪福斯（希腊语：Σίσυφος），狡猾机智，聪明过人，竟然把冥王玩弄于股掌之上。于是冥王惩罚他，判他把大石推上陡峭的高山，而且每次他用尽全力，把大石推到山顶时，石头就会从其手中滑脱，他就又得重新回到山下再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当然是一种无休止的惩罚，这里石头山和大石头都是惩罚的道具。而在中国有个人人皆知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它也与石头山有关，不过情节和结局大相径庭。这故事说，有一名老人，名叫愚公，快九十岁了。他家的门口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人们进出非常不便。愚公决定用锄头和背篓，把大山搬开。他有一个著名的哲学思想：山是静止的、有穷的，而我的子孙后代是无穷无尽的。以无穷对有穷，天天搬，月月搬，年年搬，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愚公的行为终于感动了上帝，于是派遣两名神仙到人间去，把这两座大山搬走了。同样是关于石头和大山的故事，在西方文化中是个悲剧，是惩罚；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成了喜剧，是成功。
所以，中国文学在本质上不求章法，中国人追求的是无我之境，“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嬉笑怒骂皆文章。靠章法、技巧产生的东西只能称之为“能品”，而更高一级的文学作品是靠自然之神借助于作者之手创造出来的“神品”。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像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有待于青年作家们去挖掘，去汲取，去发展。有些西方作家也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塞林格的小说就在追求一种禅意，讲求思考而不留痕迹。中国作家应该多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必能再现中华文化的辉煌，希望张悦然能成为成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典范，成为结合中西方文化优点的新生代作家。
在张悦然演讲之后，亚特兰大笔会的笔友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感到，中国近几十年来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并没有在文化上出现大繁荣，没有出现鸿篇巨制的文学作品。另外大家感到描写乡土文学的作品越来越少了，有些从农村走出的作家在发表几篇农村题材作品之后，就迅速脱胎换骨，热衷于描写城市生活的支离碎片，或是小资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使中国文联组织作家到农村采风，恐怕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值得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工作者共同思考。
当然，这也牵涉到文学的功能问题。现在大多数青年作家认为文学就是要描写个人，描写个人的心理和命运，关心个体和自我；真正关注社会、国家、民族、世界的文学家不是没有，而是凤毛麟角。有人说，只有国家或者社会出现大动荡、大战乱时才会出现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划时代作品，现在中国是歌舞升平、稳定发展的时代，很难出现大腕作家和鸿篇巨制。有些笔友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其实，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真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表面上看社会制度没有变，意识形态没有改，但在本质上，在深层次的思想、经济、政治领域，改革开放已经使得一切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真正触动和改变了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的文学作品如何反映这些现实变化，我们的文学家们如何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充分施展才华，都值得我们深思。
孔夫子认为文学有“兴、观、群、怨”四大功能：“兴”就是使人兴奋，鼓舞人心；“观”就是观察社会，了解民情；“群”就是群体交流，增进团结；“怨”就是针 砭时弊，推动进步。要不说我们传统文化伟大呢，不管有什么问题，查查古典，翻翻古书，你就会发现原来中国古人早就有了答案。
唉，我们这一代人要想超越前人，超越古人，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再现辉煌，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