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提前结束了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第一轮博士后研究，开始了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第二轮博士后研究。他所在的“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是人工智能领域世界上顶尖的实验室。我为他能够在这样高端实验室里渡过一段研究时光感到十分欣慰。他刚到MIT，先到洛杉矶开完一个学术会议后，与MIT导师约定正式见面交谈，汇报自己的研究打算。他的导师是一位50岁左右的老太太，也算是人工智能领域机器学习方向的牛人之一。她曾经创办了一份本学科专业学术期刊。这份学术刊物目前已经被国际学术圈子认可。杂志不在IEEE期刊出版集团出版，而是在MIT自己出版中心出版。人家并不在乎是否SCI收录。这份刊物已经成为“机器学习”领域权威刊物。更为可贵的是这个课题组里还有一位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大牛。根据他个人网页上公布的学习经历推测有60多岁。曾获领域内Founding Fellow荣誉，儿子申请MIT博士后的视频面试就是由他负责。所以能到这样的课题组做一段研究也是我和儿子梦寐以求的夙愿，现在得以实现岂不乐乎。 
最近与儿子视频的主要议题是两个：一个是了解他与导师的交流情况；另一个是我想知道他对MIT的研究特色与风格的感受与体会。我仔细询问儿子与导师交谈感觉与认识。他告诉我，除了讨论专业方向科学研究的一般事情外，导师特别向他介绍MIT的“科学研究理念”。她说：“你必须知道，在MIT，在我们实验室和课题组，没有人会教你怎么做。在这儿，你做什么，如何做，完全是你的自由”。儿子在整个研究生阶段与三一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基本领教过这些理念，所以并不陌生。导师接着说：MIT并不强调多写论文，而是将解决科学技术难题置于崇高地位。你要写就写好论文，而不在乎论文发表在什么杂志上，而是论文的影响力。事实正是如此，儿子说在通讯领域有几个方向的奠基之作并不是发表在专业领域的“权威刊物”（他们领域的IEEE学报系列刊物），有的只发表在一般会议上。
此外谈到MIT感受，儿子说MIT教授们具有高度自律精神，高度钻研精神。“科学研究只有最好，没有更好”的科学价值观。这些造就了MIT世界范围内诸多科技领先的品牌效应。所以世界上很多大型知名企业和公司愿意出大把钱给他们作风险大的高端研发。MIT（至少是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对教授和研究生并没有要求在多长时间内发表多少论文，更不管发表论文刊物的“级别”和“点数”（即IF值），只要求领域内影响大。只要求解决科学技术（例如我们常说的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中最难、最尖端的问题。由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工作量通常比较大，所以在博士生期间没有发表论文的学生大有人在。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属于“厚积薄发”，经历过如此严格与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训练，还会担心出不来高质量成果吗？
“没有人教你怎么做”“做世界最好的研究”“写出最好论文，不问发表在什么刊物，只要论文的影响力”等深深刺痛了我们国人一直坚持的，难以动摇的世俗科研评价体系。对于这些表述，我们听起来似乎并不陌生。我们一些名牌大学与国家科研院所中一些“高谈阔论”的领导们也会这样说，也许说的比人家更“精彩”。然而，在我的印象里，一些领导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与现行体制合拍，绝不触犯，以免影响前程。我们一些教授面对学生也可以大谈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但是实际上其中有的人本身也并不清楚该如何做。因为，我们很多教授们并不一定在做世界领先或者一流的科学研究，包括我在职时为了应付无尽的考核，做短视的科学研究在所难免，乃体制使然。接着我问儿子，进入MIT的研究生们是如何做的呢？因为，多数人并不是天生就会做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他说人家会要求学生们注意大学开设的一些有关如何做科学研究方面的课程与讲座。这个有点像我们学校给研究生开设的“科学方法论”课程一样（我们学校安排在博士研究生的第一学年，共有十讲40学时，安排10位教授每人一讲，我曾应邀讲过三届）。当然，应当承认，我们讲的内容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方法论还有相当差距。
我们的大学与科研院所中究竟有多少始终处于科学研究前沿的知名教授。他们不仅要学问做得好，还要能自觉定期抽时间与学生交流，指导学生用科学的思维与方法做科学研究。我们的大学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首先是知名教授从数量上就不多。同时在一些学问高的知名教授中有一部分是死心塌地做学问的“书呆子”，他们并不善于将做学问的心路历程很好地传达给学生。还有一些学问做的好的教授缺乏社会公德意识，她们认为花过多时间与学生交流，“得不偿失”。此外，我国大学（尤其是占主体的普通高校）缺乏广泛的学术交流意识，每年来学校进行学术交流的国际学术大牛们“寥若星辰”。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学生处在一个盲目的“做自己的科学研究”状态中。在这种环境中要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和国家科学技术的接班人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