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图灵奖获得者Yann LeCun题为“中国科研的激励机制有问题”的短视频，他说：“中国在科研领域上有一些不好的风气。中国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很多非常优秀的研究人员，有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特别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方面。但是也有大量糟糕的论文出版几个月之后就被撤回。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国学术体制中的激励机制有问题。”他的话实事求是，切中要害。
众所周知，科研成果是评价科技人员硬实力的客观要素，是他们在同行中影响力的标志。通过科研成果差异调节收入分配，让勤奋努力且成果卓著者获得合法体面收入，这种“科研激励”机制，自古以来，国内国外概莫能外。科学合理的科研激励政策应当促进科技进步，有利于创建机构内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从而产出一批“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科技人员，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做贡献。前辈老师告诉我，我们学校在上世纪50-60年代职称晋升机制比较科学合理，教师晋升职称既重视科研成果，也重视本科教学。我们地球物理勘探系的蔡柏林老师就是由于在全校教学出色而顺利晋升讲师。同时破格晋升职称也遵循人才自然成长规律，即使彭志忠老师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测定出葡萄石的晶体结构而享誉世界也只破格晋升副教授（同时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要是现在很可能毫无悬念地直接破格晋升教授及戴上那些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学术荣誉“帽子”。可见那个时候尽管没有显性的科研激励举措，然而职称晋升公正公平，社会公众服气。
我有幸完整经历了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科研激励政策的演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一些“心无旁骛”地坚持科学研究的大学教师是改革开放以来科研激励政策的受益者。我也一直关注我国相关学术机构的科技激励政策的产出状况，同时也利用各种机会学习了解国际学术机构的科研“激励”机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研激励机制与政策大致可以粗分成三个阶段（仅为个人理解）：
第一阶段：主要为了打破数十年来大锅饭分配机制。1978-1980年代还要解决一批“老人职称”遗留问题，由于文革大学职称晋升已经停止了10多年。此外，这个阶段在工资晋升指标有限时还会产生一些匪夷所思的分配举措。例如当年我们这一批留校的1969届，1970届人员中，有夫妇双方都在学校内部同一单位的采取“两丁抽一”办法，即夫妻双方只给一方晋升一级工资。这一阶段没有明显的“科研激励”措施，因为大家都处于科学研究起步或恢复阶段，科技成果差异不明显。
第二阶段：我揣测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南京大学重视SCI论文为标志，属于适度量化的科研激励机制阶段。我也是这个时候开始重视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Eugene Garfield创建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文献数据库。这个阶段相对第一阶段科学合理公平。适度科技成果量化机制主要特点是让大家提供看得见的客观科技成果参加相关评审，真可谓“水平如何？数据说话”。作为一个老牌重点大学，1995年学校教师晋升职称首次对科研成果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要求，例如晋升教授需要任副教授以来科研成果方面的四项具体要求：“项目，论文，获奖与专著”。学校那些长期坚持潜心学问且产出成果颇丰的教师是这个阶段主要的“受益对象”。由于这个阶段的“适度量化科技成果激励”举措拉开了教师之间职称与收入差距，尽管也有人以科研激励政策出台太突然而有意见，但是似乎也无话可说。
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我称为“高度量化科研激励政策”阶段。显然，这个阶段的科技激励政策出台具有时代背景。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者为了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科技教育差距，提出“超前思维”，“弯道超车”，试图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国家，从而设想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科研激励”举措。当下高度量化的科学计量评价举措，俗称为数数评价就是这个时代背景的产物。这些科技激励举措中有的理念似是而非，似乎是强调成果质量，而不是数量。例如主要依据期刊的影响因子人为将学术刊物分区，其实就是变相将学术刊物分成“三六九等”，突出发表自然指数刊物论文，成就了一些“一篇论文打天下”的学者。诚然，如果一篇被国际同行“认定”的惊世核俗的科学成果，例如上述提到的彭志忠教授享誉世界“葡萄石的晶体结构”成果自然值得大大点赞与褒奖。其实任何基础科学成果要得到同行认可有时需要接受时间检验，发表只是第一步。即使顶刊论文也只是经过几位（一般不超过5位）专家评审而发表。事实证明一些发表在顶刊论文的成果后来默默无闻，并未引起领域内的“科学革命”，有的“顶刊论文”由于错误或其他原因甚至遭遇撤稿。重视论文引用，从而推崇高引论文及高引作者现象也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业内同行清楚，论文引用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热门领域，作者群规模等。突出“高引论文”催生了一些不良引文，例如反常的自引现象。为此，国家相关管理服务部门发出了“破五唯”呼声，但是长期形成的浮躁功利的科研激励政策的负面效应需要时间来矫正。
实践是检验任何一项“激励政策”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志。我们近些年来发表学术论，甚至“高引论文”，“高引作者”的数量正在迅速逼近甚至超过某些欧美发达国家。然而，我们却较少看到能为世界科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科学家的身影。据我所知，其实欧美大学也存在不同形式的科研激励举措，例如大学的杰出教授，冠名教授等都属于科研激励机制的产物，也是拉开教授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手段之一。不过他们的“科研激励”机制“无声胜有声”。这种遵循科学发展与人才成长规律的“波澜不惊”的科研激励机制成就了欧美大学教育与科学发展的辉煌成就。
不良科研激励机制违反科学发展与人才成长规律，破坏了公平正义，加剧了科学研究的浮躁和功利，阻碍科学进步，很难回答“钱学森之问”。我们一些社会公众声称我国一些名牌大学的本科学生毕业后为西方国家做贡献。其实只要认真调研就会发现，我们的大学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毕业后基本上不大可能直接在欧美学术机构（包括企业）找到职位，为这些国家做贡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欧美大学经历完整的研究生学习，有的还经历博士后研究，这些经历为他们的科学研究思维方法和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那些老一辈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也有很多人是在欧美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例如那些“两单一星功勋”科学家。目前活跃在国内大学的一些学术成就卓著的学者，他们很多人在欧美完成研究生教育，有的工作多年后回国。因此，我们应当支持这些名牌大学学生去欧美接受先进的科学研究教育，我们更欢迎他们学成回国，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我们应当逐步健全完善科学合理的科技激励政策，为我国的学术机构既能培养国家经济建设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也能培养出被海外著名学术机构（包括企业）直接接受的人才。我相信只要长期坚持，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也可以吸引欧美国家的莘莘学子前来接受我们的教育，让我们为世界高等教育和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才是“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情操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