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应邀去长沙会见一位48年没有见过面的高中同班同学。在长沙还有一位从政府官员位置上退休的同学，以前见过多次面。我们三位同学一起聊天的主题除了各自经历与家庭情况外，不由自主地聊到同班同学48年来一些人的变化。其中重点剖析了我们比较了解的几位代表性同学的人生经历变迁，因为这些变迁与他们的人生态度有关。我尝试找出点规律，为当下年轻人“人生体验”提供点参考。
我们这一届高中是1962年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结束，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力压缩教育规模后开始。我记得当年初中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动员一部分年龄较大同学回乡务农，放弃参加中考。因此，1962年我们全县只录取100名高一新生，每班50人，共两个班，有人戏称这些学生都应该属于草根精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后来高考结果也似乎证实了这种说法。学校为了尽量让学生在一个较好环境里生活学习，迎接人生最重要的高考，在1964年下半年高三第一个学期决定将2个班分成3个班。但是由于3个教室只有1个面积大些，2个教室很小，最后决定1, 2班每班28人用小教室，我所在的3班用大教室为37人，合计共93个人。这些同学中有2类，一类占绝大多数，是当年录取高一的100个同学坚持下来；另一类为上一年级留级下来几个，当然也有留到下一届几个同学。我们大概到了高三最后一个学期1965年的5月份左右才开始分文理科（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是物理老师告诉我）。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真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即使是文科，数理化科目知识也不会太差。
我们高中创办于1957年，位于一个农村小镇，距离县城34公里，应该算是一个年轻中学，也是当年全县唯一具有高中的学校。1963年才有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开门不错，考上了一些重点大学，记得有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1964年又考上了一位清华大学，其它名牌大学学生也多起来了。所以到了1965年我们这一届学校信心百倍，一定要考的更好，至少要在吉安地区，甚至在江西省创出点名气来。当年任课老师都是正规大学毕业，教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我的第一篇博文（2012年1月24日）就记述了物理老师在北京宴请我们几个老学生的情景，其中谈到一点当年情景。
据不完全统计，1965年高考全年级93个同学考上各类学校80人左右（三个班每个班好像只有4个没有考上），重点（现在说的一本）33个，其中也有清华大学等国内名牌大学。我们三班37个同学，参加高考36个，考上本专科大学32个，重点12个，超过1/3。这个高考结果据说已经位居吉安市前列，在江西省也小有名气。后来老师们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捣乱，我们母校的高考记录将会不断刷新，为寒门弟子们走向辉煌创造更多机会。
我们的大学学习生活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真正学习时间是1965年9月至1966年6月，1967年称为“复课闹革命”上了一段时间。同学们多数于1970年毕业，因为当时全国大学中1969届学生在学校多呆了一年和1970 届同时分配。所以考上师范院校4年制同学自然与我们一起毕业分配。由于历史原因，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学们毕业分配呈现多样化特点，既有专业对口，但多数不对口。除了一部分直接分配到对口专业单位外（如我们系统的地质队），各省情况不同，有的省将一部分学生分配到当时的军垦农场，算是保留了一批大学生，待以后再用，实际上后来确实发挥了大用场，其中很多后来再次分配到中学当老师。
在我高中同班同学中几个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同学由于对待工作生活态度差异，导致后来生活状况较大不同。一位当年考上北京国际关系学院LYP同学详细告诉我他这几十年的经历。他当年是大学班上团支部书记，表明他当时应该属于表现比较好的学生。1970年毕业分配时，学校考虑将他分到与专业（外交）相关部门，按照当下观念那可是炙手可热的工作。然而他却坚持要回家乡，可是家乡没有对口单位，后来只好分到一个国有企业附属中学教英语。这个企业当时在当地相对算是比较好的企业，效益好福利也不错，他自然很是满意。然而，一个企业附属中学英语老师与一个“外交官”之间还是天壤之别。后来企业破产，在附属中学岗位退休时待遇自然很差，他说真后悔当初选择。大学同班同学通知聚会，他却不好意思参加。他说大学同学中当大官和大老板的比比皆是，相比他现在算是很寒碜，只怪自己当初考虑不周，没有“服从分配”。我说你错了，应该参加同学聚会，“同学无大小”，他们那会计较这些，说不准人家还可以帮点忙，改善一下你的生活现状。还有一些毕业于名牌大学同学，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同学不知什么原因都纷纷调回到老家这个很不发达的小城市。那里既没有像样的大专学校，也没有什么企业。他们的聪明才智如何能够发挥出来，例如西北工业大学同学分到乡镇企业局，天津大学同学分到一个小电视机厂，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同学在地区经济委员会工作多年后当了一个科长直至退休。上海交通大学同学在地区物资局工作若干年，计划经济时代还是风光了一阵子，但是市场经济一来就无法适应，只好提前内退。那个小地方提拔官员也很难轮上他们，因为原来的官员多数是地方大学毕业。
在同班同学中也有两位顺其自然，脚踏实地走过来，最后结果相对回老家同学要好得多。两位同学的共同特点是没有过于计较当时分配结果，但是坚持每一阶段都努力做好当下工作。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的WDD同学毕业分配在湖南省一个军垦农场工作，实际上就是生产劳动和学习，等待二次分配。他对我详细讲述了当年经历，当年分配在同一个农场的名牌大学学生不少，例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主要是他们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学生。当时主要工作就是劳动和学习，那个时候农场正在按照上级指示学习“反杜林论”。连长是一个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军人，他还将“杜林论”说成“社林论”（显然是口误）。连长就找到WDD，叫他能否给全连战士讲解“反杜林论”。这算是他接受的第一个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他认真准备相关材料，针对讲解对象文化层次不高特点，将“反杜林论”主要内容深入浅出进行讲解，深得连长欣赏，从此，连长脑子里也记住了他。后来解放军军政大学（现在的国防大学）计划办一个后备师资培训班，需要军垦农场选派学员，连长一下想到了WDD。后来由于其它原因，军政大学培训班没有办成，所有推荐的学员退回连队。然而这时湖南省委办公厅从一些途径得知在省里军垦农场退回的这批学员，他们直接将WDD调到省委办公厅从事文秘工作，从此走上了一条从政阳光大道。他说湖南省124个县全部走过，WDD同学是一个勤奋严谨的人，直到最后在正厅级岗位上退休。我开玩笑说，按你当时位置再向上进步应该很有机会，他说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容易满足现状，这已经很不错了。
另一位同学LCH在一个重点大学学习，毕业实习在条件比较艰苦江西山区，但他来自农村很能吃苦。其实这个农村中学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家境贫寒，能吃苦是同学们的本色。LCH同学实习期间的表现深得负责分配老师的欣赏，毕业分配时决定他留校工作，他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们毕业分配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潮盛行，所以，有的同学不愿意留校当“臭老九”（其中一位留校同学坚持与一位对换分配到宁夏）。LCH同学思想不算先进，但学习勤奋努力刻苦，他知道来自农村基础不能与城市人相比，只能通过自己努力来缩短差距。他相信尽管起跑线低，但一定不要输在人生过程中的每个阶段，最后终点就有可能取胜。所以，这位同学留校后抓住各种机会学习，校内外各种业务培训班只要有机会就争取参加，并全程跟班学习基础和专业课程，以弥补文革给他学业带来的损失。最后他不仅成功晋升为教授，还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在他们同批同学中算是“佼佼者”之一。
在我们同班高中同学中还有一位学习成绩优异的PJX，由于家庭出身地主而没有被大学录取。但是后来靠自己努力当上民办老师，后来又考上师范学校，一步一个脚印，最后竟然当上我们高中母校的校长。他告诉我，高中毕业后先在老家农村种地很多年。我曾经去看望过他，至今记得当时他光着膀子躺在一个晒谷场上，我一眼看出并在他家住了一晚。虽然在家种地，但求知学习欲望丝毫没有减弱。后来总算等到改革开放后靠自己努力转为公办老师，先后当过两个中学校长，退休时工资收入与那几个毕业于名牌大学同学相当，甚至比个别同学还高一些。
无容置疑，我们这一代属于特殊一代。我们的人生受到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很大影响，这些环境非个人能力能够改变，只能主动适应。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个人判断和选择及人生态度也极其重要。一个人一生实际上是无法准确规划，要学会审时度势，始终不要放松学习，那样各种机会自然会被你抓住。我历来不太主张“规划人生”这个词汇，我们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实践说明，一个人的人生实际上无法规划，或者至少不能“刻意规划”。人的一生一定会碰到若干次“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境遇，你能做到就是像欧美人观念“终身学习”加“勤奋学习”。相信上帝对于凡间所有人都很公正公平，世道不平之事遍布世界，你能奈何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