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女儿一起读作家废名的一系列小说，比如《桥》，《竹林的故事》和 《桃园》，很有一些感触。废名可能很多人并不很了解。废名（1901年11月9日—1967年10月7日），中国现代作家、诗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废名的写作风格其实影响过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沈从文和汪曾琪。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小说风格某些地方也有着废名的痕迹，不知到萧红当年是否也读过废名的小说，无法去考证。
那么废名的小说有什么特点呢？汪曾琪曾评价废名的写作风格是中国最早运用意识流的作家之一。但他的意识流是从生活里发现的，不是从外国的理论或作品里搬来的。周作人曾说废名是一个讲究文章之美的小说家。又说他的行文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女儿问我，到底什么是意识流呢？在我看来，周作人的这段解读这是对所谓意识流写作非常形象的描述。所谓意识流就是在写作的时候并不是像传统写作一样先构思，把小说大的结构，线索，人物，剧情等要素提前设定好，然后才动笔，尤其注重行文逻辑的重要性。所谓意识流就是提前没有这些条条框框，写作的时候随着思维意识的自由驰骋，文字在笔下自然流淌。彼时，女儿说，这不就是想到哪，写到哪，随便写吗？我说也不见得。所谓意识流，虽说是天马行空，但并不是无章可循，更不是不讲逻辑的乱写。我的理解是，所谓意识流，强调的可能是一种情绪，一种氛围。写散文，强调形散而神不散。所谓形散，貌似是不同段落之间相互之间没什么联系，但整体上它们附着了作者相同的一种情绪，格调，这就是所谓的神不散吧。如果你用这种写散文的风格去写小说，就是意识流的小说。萧红的《呼兰河传》其实也是类似的风格。
说到文学上的意识流写作，我不由想起科学研究上其实也有所谓的意识流学派和与之想对应的逻辑学派。类似的思考，诺奖得主，也是我最喜欢的物理学家费曼曾说过，世上有两种物理学家，巴比伦人和希腊人。他所指的是这两大古老文明中相互对立的哲学观念。巴比伦人对于数字、方程式和几何学方面的理解，让西方文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却认为，真正发明数学的是后来的希腊人——尤其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简单说起来，巴比伦人注重的是现象，而希腊人注重潜在的规则。这两种方法都是非常强大的。希腊式的方法具有数学逻辑机制的全部力量，这种类型的物理学家经常将他们理论中的数学之美作为依据。巴比伦式的方法则给予想象一定的自由度，并且允许人们跟随自己的本能或直觉，以及对自然的“第六感”，而不是拘泥于想法的严谨性和正确性。这种审美观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直觉加上“物理推导”的成就，也就是说，主要基于对物理过程的观察和解释进行推理，而不是用数学推导出结果。费曼认为自己属于巴比伦人。他凭借对自然的理解前往它所引导的地方。读费曼的自传，你会发现，他的研究风格就像周作人评价废名的小说：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费曼的研究风格就有着这样的灵动与意识流，不拘一格。
那么这两种研究/创作风格是不是绝对矛盾对立呢？也未见的。著名物理学家，诺奖得主杨振宁先生曾说过，他在学术上的成功其实得益于中西两种研究方法有效融合。在他看来，研究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演绎法，一是归纳法。所谓演绎，就是依靠强大的数学逻辑推导出命题的结果。而归纳法，是从众多实验结果，物理现象出发总结出物理学的规律。这其实和前文提到的所谓巴比伦人学派和希腊人学派是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那么这两种方法能否有效融合？如何融合？杨振宁提出了一种渗透性的学习方法。
通常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习惯性地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往前推进，这样学习的好处是知识学得扎实，数学的学习尤其如此，随便跳跃性地学习最后可能是事倍功半。但除了数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并不一定如此强调循序渐进。杨振宁认为，所谓渗透性学习，就是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可以先跳过去去研究别的东西，过段时间后再拿起来可能一下就懂了。似懂非懂的状态并不可怕。研究者要学会与不确定和平相处，不确定其实是常态。渗透性学习意味着终身学习，反复学习，直到融会贯通。
最后，我跟女儿讲，中文和英文这两种语言写作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英语，英语里有很多从句，一环套一环，句式本身看起来逻辑性就很强。所以讲英文的人，或用英语写作的人，本身的 逻辑性就得到了一定的训练。而汉语本身的语法并没有这些从句，甚至没有时态，这是不是意味着汉语的写作逻辑性会差呢？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无论你用什么语言去写作，你行文的逻辑性其实并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你本身是否有过严格逻辑训练，这跟学文科还是学理科关系不大，跟说哪种语言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写散文，所谓形散而神不散，那个神也蕴含着潜意识的逻辑性。而意识流写作高手的逻辑性表达是不会刻意留下痕迹的。彼时，女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