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有多种模式，如果从老师管理的松紧度上区分，那就是“填鸭”和“放羊”，后面这个又可以被称作“放养”。
到今年也53岁了，自己也早就是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了，正在带的学生目前有十几个不说，毕业（包括MBA、MPA、工程硕士）的人数也早超过100了。倒是应该回忆一下自己被培养的经历和培养学生的经历了。
我的本科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读的，这是一所1949年建国以来最像西方大学的中国大学，按照很多人的评价，科大毕业的人，“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和其他大学的靠校友的团队力量、或者有的靠官方支持的巨大力度相比，还是大有不同的。应该说，培养模式大体还是经受住了时代考验的。
其实，科大的培养模式就是“放羊式”，领你到一片草地，吃到多少，吃到多好，都靠自己。这一点让一直特别适应山东县城中学（当然，很多大城市的中学还是不同些，但是全国的县城中学大差不差）填鸭式教育的我一开始很不适应，应该说，大学的五年是从填鸭到放羊转变思路的过程。
最后，也算是适应了吧。
后来就考到了山东大学。根据我个人的了解，老家山东的很多大学其实更适应那些从填鸭过来的教育方式，因为从填鸭到放羊总要有一个逐渐的过程，山东的诸大学应该说是半放羊半填鸭的，直到到了研究生才变成完全放羊的模式。即便如此，还是有导师愿意用喂到嘴里的做法，题目是导师出好的，你只需要按照固定的套路做出来就行了——不需要自己找题目自己找方法。
我的导师刘家壮教授是当年第一批追随华罗庚先生到西南三线修铁路的大学毕业生，他当时是山东大学刚毕业留校的小年轻，作为山东小分队的领队到了华罗庚先生的麾下，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运筹学（图论为主）之后，一心投入了华罗庚先生创立的经济数学领域，并对基于投入产出矩阵的华氏经济数学模型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的推广。我在刘老师门下却选择了图论的染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没有继续研究刘老师心心念念的华氏经济数学模型，要知道当时的博士师兄们都在研究这个主体，也是团队的核心主攻方向，应该说还是有些遗憾的。
但，这也练就了自己的“被放养”的状态。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一开始我的师兄门树礼（现在美国）介绍了山东大学生物系的王玉志和我认识，那个时代王是硕士生三年级，我是一年级，王需要数学模型和算法来解决他的生态学问题，门师兄就介绍了我，说我这个师弟本科是中国科大的，模型功底尚可，也许能帮得上忙。这样，整个一年级，我一直在和王玉志（现在也是山东大学生物系的教授了）合作研究华北平原旱作区的农田害鼠问题，现在想想也是神奇了。这和我自己未来要研究的东西好不相干，但是当时刚接触科研嘛，也做得有声有色，在包括《生物数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一堆论文。
到了三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有师兄建议我可以直接拿生态学的数学模型和算法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我想了想，这样做倒是省事，但是还是选择了染色理论。
博士期间则是选择了供应链管理，用的还是运筹学中的一些方法。整个研究过程也基本是放羊式，导师给了领域，自己自行寻找问题，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在此期间，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模型都考虑过，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大学时我就读过《从混沌到有序》这本书））也看了一番，就为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这一点让我特别受刺激，当时就想，为什么研究一个对象，非要在一堆合适不合适的老外提出的方法里找来找去呢，为什么不能是需要什么方法我们自己就提出什么方法呢？
这个“方法困扰”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所以虽然我的研究是以“风险与应急管理”方向为主的，但是自己内心中还是定位为研究管理学通用方法——不管你面对什么管理问题，我这里都能自动生成一套合适的方法来对应上，不必在浩如烟海的诸多方法中迷茫、找不到头脑。
读书的过程中快乐是极少的，也所以在知乎里回答关于要不要读博士的问题，我的回答都是“只要你一犹豫，就不要选择读！”的回答，因为犹豫本身已经代表了很多东西，一可能怀疑自己没能力（一般的怀疑都是对的），二可能是自己不一定能接受坐冷板凳的心态，太凄清；还有一个则是你不一定有耐心坚持下来。
而在这个阶段中，自我指导往往是占大多数时间的，导师再关心你的学术，所起的作用也依然有限——论文和书总是要自己亲自读而不能让导师读完再传授你吧。
我自己当了导师带学生的时候也就把学生分成了两类，一是完全可以放养的，你告诉他这片草地何在就基本完成任务了，二是一旦放养就不会吃草的，对于这批学生我真是有无能为力之感。
学生的规模越大，这样的无力感就越强烈。毕竟，人数多了，层次也就分的清楚，高低上下的差异和区别也就越发明显。
也就感到“有教无类”这句教育名言肯定不是对着研究生这个对象群体说的，应该还是停留在基础教育阶段或者至多到大学为止的那批人。回想孔子，其追随者应该到不了研究生层次，我感觉介于高中和大学之间的大学预科的样子，所以多收几个少收几个都没关系，实在成不了独当一面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毕业生，做点搬砖的力气活儿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