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1日，那是一个美丽吉祥的日子，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学生巴登尼玛，身着藏袍，在兰州西北师大正式通过了博士论文《文化视野中的藏族义务教育课程》的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我国著名教育学家，西北师大教授李秉德先生亲自为巴登尼玛带上了象征博学与智慧的博士帽，并由衷地评价道：“巴登的博士论文达到了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至此，巴登尼玛成为我国第一位教育学藏族博士，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培养的三位藏族博士之一。
面对鲜花和掌声，巴登尼玛感慨完全，他眼前浮现的是远在天涯的女儿，是十载寒窗写下的艰难履历，更是对家乡那座给予他力量、给他灵性的墨尔多神山的深深眷恋，此刻，他真想变成一只雄鹰，展翅飞回家乡。
在巴登尼玛的故乡——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有一座风光绮丽的山峦，当地人誉为墨尔多神山。巴登尼玛的家就座落在这座墨尔多神山脚下。他在家乡完成了小学到中学的学业，1977年高中毕业后，萌发了考美术院校的念头，但因二郎山塌方，公路阻断，延误了考期。1978年，他考上了甘孜州康定师范学校，1981年毕业后回家乡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由于工作出色，1983年他当选为丹巴县二中校长，开始尝试对学校进行量化管理，1983-1985年丹巴县二中初中学生升学率为全县第一名。
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巴登尼玛感到肩上担子日益沉重，他发现自己所学的那点东西慢慢开始不够用了，能给予学生的知识太少了。1985年5月，他选择重新回到学校，去重庆教育学院、川北教育学院进修。在重庆教育学院他学的是英语，正是在进修的过程中萌发了考研究生的愿望，作为一个专科生去考研究生，并非易事，但这种想法却慢慢在巴登尼玛心中扎了根。
为了考研究生，巴登尼玛付出了比常人更艰苦的努力。进修结束后，他回到了自己在康定的家，那里的冬天酷寒难耐，夜里围着火炉都感觉冷，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彻夜不眠的复习功课。冷了，用棉衣把脚包起来，用绳子拴紧；或者把脚放进一个装有棉絮的纸箱里取暖。伴随着呼呼的寒风，巴登尼玛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通宵，直到腿脚都坐肿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7月，他中遇接到西南师大教育系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1989年9月，巴登尼玛重新回到嘉陵江边，追寻自己美丽的梦想，开始了新的学习旅程。3年过去了，1992年9月，他又力破群雄，考上西北师大早年留学法国、瑞士的我国著名教育学家李秉德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在兰州攻读博士时，巴登尼玛每个月的津贴只有146元，妻子每月收入不高，还要供养一个女儿。那时巴登一周只能买三颗白菜，每天就这一点煮白菜，用豆瓣下饭。有时为了节约，连早饭都舍不得吃，因此落下了胃痛的疾患。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但是他却是全校学习最努力的学生，经常读书，写文章到深夜。就算病倒了，仍然躺在病床上坚持看书写作。艰难困苦并没有使巴登尼玛屈服，在李秉德教授的细心指点下，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等同志的关怀下，巴登尼玛逐渐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崭露头角。
1994年5月，巴登尼玛在火车上完成的学术论文《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与高等教育》被湖南长沙召开的“东西方文化选择与大学教育理想”国际会议选中。他撰写的《藏族教育的出路》等8篇论文在民族教育理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1995年5月19日，在他生日那天，巴登尼玛穿着几年前哥哥给他的那件旧运动衫，应邀登上了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豪华航班，风景迷人的多伦多市座落在加拿大三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旁，那里拥有世界上最宽的尼亚加拉瀑布。5月20日，由加拿大主办的“语言、性别与民族对教育的挑战”国际会议在多伦多大学召开。在没有围墙，与城市街道浑然一体的载满红色、黄色和紫色玫瑰的多伦多大学迎来了来自中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70余学者。巴登尼玛的论文《人口、文化选择与课程》被定为第一发言稿。面对不同肤色的各国学者，巴登尼玛用流利的英文作了发言。巴登在论文中提出的“民族独享文化——国家共享文化——人类共享文化是课程内容选择的思路。建设各民族共享文化是国家团结、消灭战争、世界和平的根本出路”。观点站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前沿，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之后，巴登尼玛分配到了四川省藏学研究所工作，撰写了《文明的困惑——藏文化的出路》、《藏族人家》两本书。他的博士论文及《藏族文化发展与教育发展》两本书也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成都，当记者采访巴登尼玛时，他说他有一个设想，想要建立一个藏族文化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为疏通藏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通道，为使藏文化有一个灿烂的明天，为使中华民族文化在藏区的共享成份得到较快发展而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