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我国某些大学主页的“学校发展历史沿革”发现，我国许多大学，尤其是一些重点大学，例如著名的首都八大学院（自北向南：林业、农机、矿业、石油、地质、钢铁、航空、医学）通常是由若干“源头大学”相关学科组成。例如我们学校隔壁的华中科技大学，除了医学院（整体来自武汉同济医学院）和建筑学院（整体来自原来武汉城市建筑学院），原来的华中工学院是由武汉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和华南工学院相关专业组建而成（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网站）。有的大学的源头学校比较复杂，例如武汉就有多所大学声称自己的办学源头来自“湖广总督张之洞”，有的大学甚至号称有上千年办学历史，可以位居世界大学历史“第一”。当然，我想无论你办学历史多么悠久，你的源头大学多么辉煌，如果你当下办学水平不高岂不是辜负了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先辈源头大学。
最近为了迎接学校建校70周年，我完成了两篇带有史料性质文章《大学校长楷模——我敬佩的高元贵院长》和《从话剧“年青一代”到“大地之光”——看中国地质大学优秀文化传承》。两篇文章内容都与传承源头大学学风密切相关。回忆高元贵院长的文章是我对长期领导学校功勋卓著的高院长主政学校期间教育思想的认识，史料来自我自己亲历和一些老教师，老职工的亲身体验。两部时隔近半个世纪主要由大学生主演的话剧《年青一代》（1963年）和《大地之光》（2011）折射出学校对源头大学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和创新。为此，我尝试以我的大学母校中国地质大学的学风传承为例，谈一点著名源头大学的优良学风对“新组建大学”可持续创新发展的认识，供大家参考。
自1952年开始组建北京地质学院至今已经70个年头，学校也历经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校名和校址的变迁。学校一代一代教职员工在极其艰难困苦中始终秉承源头大学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领军教授代表的优良校风，为创造学校辉煌灿烂的学术与育人文化奠定坚实基础。这些领军教授有来自北京大学的1950年（时年34岁）兼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王鸿祯先生，法国里昂大学博士尹赞勋先生，哈佛大学博士张炳熹先生，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马杏垣先生等。清华大学两任地学系主任袁复礼先生，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冯景兰先生，维也纳大学博士张席褆先生，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杨遵仪先生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池际尚先生等；来自天津大学的剑桥大学博士苏良赫先生。还有来自中国科学院等相关研究机构的国际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硕士顾功叙先生（195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美国加州理工博士傅承义先生（1957年中科院学部委员），英国伦敦帝国大学博士翁文波先生及秦馨菱先生，曾融生先生（三人均为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这些教授不仅深受欧美世界名校校风熏陶，而且学问高深，中华文化底蕴深厚。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一代一代地大人传承与创新源头大学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创造出中国地质大学“艰苦朴素，求真务实”校风。正如现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院士曾经对我说：我们学校拥有来自我国顶尖名校的高贵血统。
我的文章《学术成果的国际化与大学优势学科建设，2022年2月28日科学网》记述了1980年武汉地质学院初期学校教师传承“学术自由”，“求真务实”优良学风做出的表率。那是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学校教师就非常重视在国际学术会议与学术期刊发表科研成果，为提升学校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地位做贡献。学校知名教授彰显的“求真务实”风尚深刻地影响成长中的学校广大青年教师。1988年下半年殷鸿福教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朋友Hansen教授研究K/T界线需要在我国广东南雄大塘地区采集样品进行古地磁研究。Hansen教授委托殷老师推荐一位国内合作者。殷老师依据我1986年3月在南京一次学术会议大会报告“表现”，不顾当时学校国际合作处领导反对（他要推荐另外一个比我年长老师）推荐了当时仅为讲师的我。这次与Hansen教授的合作经历开启了我的国际合作科学研究之旅，对我学术成长意义非凡《回忆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ansen教授合作经历，2012年9月7日科学网》。
在传承源头大学“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理念上，以高元贵院长为首的北京地质学院和武汉地质学院学校领导班子做出了表率。我在《大学校长楷模—我敬佩的高元贵院长》中以1963年遴选的学校两个主干学科领军教授马杏垣先生和袁见齐先生出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和1980年遴选地层古生物学家王鸿祯先生出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和岩石学家池际尚先生出任武汉地质学院第一副院长的事例展示了学校重视知名学者参与学校管理服务的科学理念。我在文章《一次意义深远的大学学术委员会组成组成人员变化，2019年9月3日科学网》中介绍了我亲历的中国地质大学2001年至2004年学术委员会成员结构组成变化。学术委员会成员中自2001年教授处于次要地位，各级行政领导占据主导到2004年教授占据学术委员会主导地位的转变。这些变化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地质大学传承源头大学“教授治学”的优良学风，为学校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保证。
一位长期担任学校党政职务的退休领导告诉我，当年由于学校要求申报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为校外人员（要求无可厚非），导致两位长期在学校学习工作成果丰硕的青年教授在外校申请并获得批准。他亲自做两位青年教授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征得他们同意将人事关系留在学校。这期间，学校领导多次专程前往两位青年教授履职大学看望他们，并在他们任职期满后，学校领导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前往履职学校迎接两位青年教授回校工作。最后两位教授都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作期间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5年时任校长赵鹏大院士为首的领导班子首次在教师职称评审中实施“适度成果量化”措施，打破过去凭资历和关系，“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教师职称评审“陋习”。当年晋升教授职称除了教学要求外还要同时满足四项学术成果：主持科研项目，科技奖励，学术论文，学术专著。我们一些出色完成教学工作同时重视科学研究，且成果突出教师是首批职称晋升的受益者。因为，当年这类教师一般属于自觉地做科学研究，较少功利。例如1991年我领衔获批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时全校只有8项面上项目，5项青年基金。1993-2000年全校SCI核心版论文只有88篇，其中我5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科技成果汇编，献给校庆五十周年，2002年10月》，这些成果为我晋升教授和受聘博士生导师提供了“量化”的成果指标。适度学术成果量化的职称晋升机制激发了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为学校学术发展和培养高质量人才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撑《大学教师为什么要做科学研究？2019年4月16日科学网》。  
现任校长王焰新院士非常重视源头大学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传承，始终将学术作为学校管理服务工作的中心。我们俩有一次关于“大学中学术地位”议题讨论。我向他建议“大学应当坚持学术至上”理念，他告诉我，他在领导班子中提出“以学术管理为中心”。我们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是本质相通。我始终认为，一个大学教师丰富的学术经历是高质量大学教育的重要保证。
由此可见，中国地质大学在传承源头大学“学术自由”，“教授治学”，“求真务实”校风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从北京地质学院，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到中国地质大学，历任学校领导在教师面前多以谦逊态度和 “服务”身份出现，绝没有一个领导像科学网上一个大学教师诉说他们学校领导说的：“我是代表国家来管你们的”现象《匪夷所思的“管你”，2017年8月4日科学网》。30多年前，赵鹏大校长还曾经出席过我主持的当时只有4个社员的学校九三学社小组活动，并给我们解释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校长负责制”之间理念的差异，当时的温馨场景恍如昨日出现眼前。
著名源头大学的优良学风传承成就了当下中国地质大学繁荣昌盛的学术景象。以2022年两项与学校学术实力相关数据为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12071万，位居全国高校第32名，武汉高校第三名（刚看到学校新闻报道：学校获得由谢树成院士主持的来自地球科学部和於世为教授主持的来自管理科学部的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72批博士后基金批准项目一等三项，与华中科技大学持平位居武汉高校并列第一，二等19项，位居武汉高校第三名。全校师生员工正撸起袖子加油干，秉承“严在地大”，“服务地大”，“创新地大”理念，在建设“美丽中国，宜居地球”和地球科学领域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征程中阔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