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在学习工作了46年的大学正式退休。为了顺利实现退休阶段的“软着陆”（有人说普通人退休是“软着陆”，领导干部退休是“硬着陆”），除了继续做点科学研究工作外，还想关注一点社会问题。最近国家科技部出台一个“要在现在至2020年期间培养3-5名顶尖生命科学家的计划”引起我的兴趣。先不探讨何为顶尖科学家的概念或其标准，我感兴趣的是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能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培养出这样的顶尖人才。我认为一般政府能做的主要是给钱购买设备创建研究平台和给高薪水给某些“顶尖人才候选人”过舒适生活（高标准的衣食无忧）。然而，这两条就可以达到产出“顶尖人才”的目的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由此，我想到在职时一直思考的问题：人才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一个货真价实的人才能够通过（组织）行政手段培养出来吗？
众所周知，人才具有广泛的多元性，各行各业都需要自己领域的不同层次的人才。我在大学工作，几十年来以教学和科学研究为主，我以亲身体会谈点高等教育方面的科学研究与教育人才方面的事情。有人告诉我，很多年前有一个重点大学为了加快杰出人才培养力度，出台了一个“特聘教授”计划，针对35岁左右的一些他们认为“优秀”青年教师，分两个等级每人一年岗位津贴5万和10万，这在当年是很高的补贴标准了，（当年这个学校一般教授的岗位津贴不到3万元）。当时虽然文件没有写明考核验收合格条件，但实际上是希望经过一期三年的“高待遇”后的若干年，让年岗位津贴10万元的“特聘教授”们能够拿到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后来三年期满后经过多年，这些人也过了45岁龄，多数人并没有拿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其中个别人在实施当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还不能算是“特聘教授”计划的产物。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部属重点大学需要推荐青年教师到主管部破格副教授，当时部里分配该校15个候选人名额。一位当时已经在学术上初露锋芒的年轻人在学校评审时排名第16，本来无缘答辩。后来部属另一所大学报来20个候选答辩人，这样该校才将那位排名第16的青年参与部里破格答辩。最后部里答辩结果，那位排名第16的年轻人因成果突出而以高票通过破格副教授，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与报纸摘要还报道了这位年轻人破格副教授的消息，20年后这位年轻人还以丰硕成果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一个我认识的优秀青年教授（杰出青年基金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年在他博士毕业后（他的博士论文成果丰硕）曾连续三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失败，以致后来当这位青年成名后，国家基金委有关人士不太相信他当初申请国家基金项目的“屡战屡败”经历。这些都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优秀人才的产出是不以某些领导和专家的意志为转移。缺乏公正、公平与自由竞争的人才成长环境，就不可能实施合理的科学评价，他们有时会扼杀那些有点个性的青年科技人才。
我一直坚持认为，培养人才，不如培植环境，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先有良好的成才环境，才会有人才辈出的结果。环境的含义既有物质的，指用金钱投入创建大家共享（而不是某些人专用）的科学研究平台，而更重要的是人才成长的“软环境”。在目前我们国家现行体制下，各级部门（包括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创建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中可以大有作为。一个好的人才成长环境，简单说来就是让所有成员能够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我在学校经常宣传一个观点：应当让全体教师快乐和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而不是某些圈子（领导人圈子和学术权威的圈子）中的少数人。具体表现在：让大家公正、公平地使用公共资源；让大家的贡献能够得到合理、公正、公平地评价；让大家能够公正、公平地享受应得的待遇。古希腊一个哲学家对“快乐”诠释为：身体的无疼痛与灵魂的无烦恼。身体的无疼痛虽然主要取决于个体，但学校注意发展全民体育活动也很有帮助；而灵魂的无烦恼则是良好“软环境”的核心。只要努力创建“自由、公平、公正”的人才成长氛围和环境，那些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人才一定会脱颖而出，创造出有价值的科学成果，这时我们再对这些人才实行适度的倾斜政策是合情合理。因为在人才成长的过程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并不鲜见。而“圈子政策”的典型负面特征就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它是良好人才成长“软环境”的对立面，往往会产出一些“扶不起的阿斗”，浪费国家资源，打击圈外某些有潜质年轻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