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抖音上看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汝伦的一个短视频。他在视频中提到，上海电视台采访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说：“现在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的硬件条件与美国一流大学相差无几，有的还有过之，但为什么这些美国一流教授不愿意到中国来工作呢？尽管中国给出很高的薪水，主要是因为中国大学没有批判氛围，科学是在批判过程中前进的。”我亲身经历了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说到的我国大学硬件条件改善的史实。30多年前我自己科学研究所用的物质磁学测量设备在我国地球科学研究领域基本属于空白。那时候我的科学研究中分析测量岩石这类磁性参数需要请在美国、英国和日本学习工作的学生帮忙，科研成果产出异常艰难。现在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我国大学地球科学院系和中国科学院地学研究所相关机构普遍引进了这类先进的磁性分析设备。
我对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说到“我国大学没有批判氛围”的话同样耳熟能详，他说的情况我也是感同身受，亲身经历。我在文章《四个老学生的故事，科学网，2014年7月2日》中谈到的一位学生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那是40多年前，我是他们“磁法勘探”课程助教。一次，他和我讨论所用教材“应用地球物理学——磁法教程”中一个美籍印度裔学者提出的计算磁场公式可能存在问题，我经过认真推演也认同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随后我向主讲老师转告学生的意见，不料这位主讲教师没有针对问题本身是否正确，而是叫我转达这位学生不要狂妄自大。我当年还是一个青年教师哪敢顶撞那位主讲教师，即使解释也担心受到他的指责和批评，显然，我也没有向这位学生转达这位主讲老师对他的“训斥”。
在我学术成长经历中同样深切感受到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关于“中国大学缺乏批判氛围”的认识。我们的大学和学术界既缺乏批判氛围，又阻碍批评声音，尤其是青年人不能对年长学者和教师的批评，只能容忍年长学者或教师对青年人的批评，甚至训斥。所以，青年人在年长者面前只有唯唯诺诺，即使长者明显错误要么避而不见，要么拐弯抹角提醒，导致有的错误任其发展贻误科学技术发展。如果这类问题发生在大学教育上就会严重误导学生，影响培养学生质量。我们如果将学术批评当成私人恩怨，长期下去将会极大削弱我们的学术创新发展。我们的大学和学术界普遍缺乏批判氛围既有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长者为尊的因素，也有大学教师自身原因。正如钱理群先生提到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致主义，就是只顾自己利益，凡是对我个人不利的事情坚决不做，而批评别人，尤其是批评某些权威人士往往就会伤害到自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是精致主义的典型特征，这与批判精神相悖。
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里只有长者可以批评晚辈学者。我在一次会议上，见识了一位学术长者指名道姓诉说一位中年学者“欺师灭祖”。其实，这位长者只比中年学者大5岁。我对双方均有所了解，据我所知，这位中年学者只是在科学研究方面就某些学术问题，直言不讳地对某个长者学者提出过不同意见，或者对于某些长者的不恰当行为或言行提出过异议。当然，中年学者批评的年长学者通常并不在现场，否则可能很尴尬，但是总有“好事者”为了自身利益（也许与中年学者存在利益冲突）将这些正常的学术讨论传到老年学者哪里。
在缺乏批判氛围里，我们即使要当面发表一点不同意见还要认真琢磨用词，拐弯抹角，生怕给对方造成尴尬，这样往往让科学质疑或争论的问题表达不清，影响效果。我们许多人，包括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年长者将科学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质疑精神与“为人”和“人品”混为一谈。其实，我们一些品德高尚的学术前辈非常欢迎大家就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意见，因为，充分听取同行意见将会大大提升科研成果的质量与水平，这是极其难得的学术上的“建言献策”。即使所提意见质量不高甚至错误，那些“学为人师，才高八斗”的学者也绝不会嘲笑提出意见的年轻人。当然，我也见识过个别中年学者以讽刺口吻给青年学者提建议，我相信那也只是个别现象。
近日一位青年学者在国际电信标准立项讨论时他提出的候选标准遭到同行的质疑，用他的话说就是“遭到欧美同行的喷”。我告诉他，这些“喷”中一定含有一些珍贵的科技信息，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享受这种“喷”的机会。我在一些国内外学术交流场合，如果能听到同行针对我报告的意见内心会有难以言表的兴奋，并对提出意见同行发自内心的感激。我至今记得2000年4月中在美国新奥尔良召开的石油地质学家学会年会（AAPG）上，当我的报告结束后就有一位同行来到我身边讨论，我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如果一个报告后没有同行提出什么问题，我常会反思报告为什么没有引起同行的关注，我会有所失落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