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到一则网络报道，美国著名私立大学莱斯大学副校长宣布取消该校的数学专业，只保留三名给专业课程主讲基础数学课程的教师。这条消息引发我对大学数学物理两门基础课程教学意义的认识和思考。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本科教学中基础课程（本文指数学和物理）的功能与设置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开始—至今。前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基本照搬前苏联的教育体制，拆分了一些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大学的相关学科，组建了世界上门类最多的行业专科性大学。这些行业大学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上的“首都八大学院”（航空、医学、地质、钢铁、矿业、石油、林业、农机，均为1960年国家确定的重点大学）为代表和此后（大多数为1958年前后）各省成立的“标配大学组合”：大学、工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这一阶段后期有的学校将数学和物理教研室组建为基础课部，作为校内一个二级单位管理。有的大学将物理教研室放到相关专业系，例如当年我们上学时的北京地质学院将物理教研室放在地球物理勘探系。因为，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技术建立在物理和力学以及数学基础之上，属于应用物理学近代的重要分支和学科生长点。我们学校这期间的数学与物理老师，除了随源头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过来的数学，物理老师外，我熟知的老师还有来自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学校。
在我们大学基础课程教学中，主要传授严格按照统编教材内容的基本知识，这似乎是这一阶段大多数大学教学安排中对基础课程要求的共识。在大多数普通大学，基础课程主讲教师一般不做科学研究。
第二阶段，对于一些数学，物理学科具有培养研究生资格的重点大学将数学和物理教研室联合组建为数理学院，或者单独成立独立学院管理。在教师中也分成两大类：一类教师承担公共课程教学，另一类教师还要承担指导研究生工作，显然，这部分教师需要通过不同程度科学研究经历与成果指导研究生。
在我大学任教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亲历了学校多位基础课程教师的风采，他们的教学特色是不仅仅讲授课程知识。这些教师多数出身国内名校，名师出高徒，这些基础课程老师身上拥有的学术元素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助我成长。我的大学物理老师蒋智先生上课时，除了清晰准确地讲述物理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外，还常常强调我们要“多思考”，不能机械地接受教材知识。我们班的“一颗红心多彩人生—北京地质学院61652班毕业50周年纪念画册”的班风中记载：“五十年来的责任和担当，得益于学十三栋（我们班男生宿舍）楼道中，响起蒋智老师的名言：多思！多想。它开启了我们心灵的窗户，在刘庆生，戴联善等同学中得到强烈反响。让61652班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投身到社会和科学实践中去”。我和物理老师张国雄教授曾经就“铁磁学与岩石磁学交叉研究”方向合作科学研究，并先后在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他一作，我二作）（1988）和矿物学岩石学论丛（我一作，他二作）（1992）发表2篇学术论文。留校任教初期，我在调研地球物理研究方向时曾经向物理场论课程老师施国良教授请教，他建议我选择“电磁法”方向，并对我说，“电磁法”方向还有一些基础科学问题值得研究，而稳定的重磁场方向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较少。这是我后来选择长期从事“岩石磁学研究方向”的主要原因。因为，我当时已经分配在磁法勘探教研室任教，从事“电磁法研究方向”似乎不妥。时间和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无疑正确。
我曾经在多篇文章中介绍了我与学校几位基础课程教师的交往及其对我日后科学研究的深远影响，除了上述几位老师外还有数学老师蓝仲雄教授（从清华大学过来，据说与华罗庚先生过从甚密，是学校数学教研室首任主任）和李锦才教授。“蓝老师一口福建口音，教学中体现的学者风范至今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蓝老师上课基本没有讲稿，然而内容娴熟，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绝不照本宣科。他的精彩课堂教学风范在我心中埋下了‘做一个优秀教师’的种子”和“李老师在家庭生活困难条件下，自觉坚持科学研究的精神令我钦佩和感动。那时没有科研经费支持，他完全是‘自讨苦吃’地做自己喜欢的科学研究。我在李老师身上学到了做科学研究的乐趣，是我与后辈谈论科学研究精神的典型‘案例’之一”《感恩学术路上多位前辈师长，科学网，2018年8月1日》。数学教授苑金臣先生（山东大学毕业，潘承桐先生的弟子）曾经提出和我合作科学研究的意愿，并认真阅读了当年我给地球物理勘探专业主讲的“磁法勘探”课程使用的四个院校合编的“磁法勘探教程”，同时提出是否能将“泛函分析”应用到地球物理勘探方法中。我俩多次促膝长谈，最后可能由于我的数学基础薄弱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合作科研成果。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虽然老教授（指苑金臣）原来也是学俄语，但是后来为了阅读英文数学原著，居然自学英语，现在基本上能看懂那些他感兴趣的数学英文文献，他的顽强学习精神让我钦佩有加。我想，一个人如果有老教授这种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一位令我尊敬的数学教授，科学网，2015年5月12日》。
我认为，国内一些名牌大学的基础课程教学质量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教师通常都做科学研究，尽管程度不同，成果各异，他们往往会在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不经意地将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融入教学中，从而大大提升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这在欧美大学具有共识，据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于某些基础课程不设固定编制，聘请的基础课程教师一般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并依据他们的教学效果决定是否续聘。因此，我认为，作为基础课程教师，无论是否承担指导研究生任务，适度的科学研究经历将会提高他的基础课程教学效果。况且，当下很多大学年轻的基础课程教师一般都经历过完整的研究生教育，有的还经历博士后研究过程，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为他们在课程教学中实施创新教学方法提供了坚实基础。我认为，具有良好学术背景与责任心的教师，他们如果将基础课程中的核心概念与授课对象的专业适度结合（例如地球物理专业中涉及的位场和地震学涉及的弹性力学基础，数学中的数理方程与相关变换等知识），一定会提高“枯燥”的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让我们的基础课程教学“活”起来，这对于学生理解基础课程的相关概念很有帮助，对于高水平大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