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路上碰到学校一位知名教授，他是学校优势学科本科和研究生（硕博连读）毕业留校工作，并拥有长期海外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经历。这位教授研究生导师属于我国大学传统上的普通教授（即没有行政职务和学术荣誉称号），所以他和导师密切配合，依靠自己努力勤奋也戴上了青年学者梦寐以求的国家级学术帽子，为此，他在学校具有一定话语权。我们每次见面总喜欢聊一点大到国家高等教育，小到学校及学院管理方面的话题。他很尊重我这位古稀老人的学识，认为我似乎拥有一点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体验知识，为此，他多次邀请我给他们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大学生“坐在大树底下讲我过去的‘故事’”。这类教授在国内外大学普遍存在，毕竟有大树依靠的学者总是少数，况且即使一些有“大树”者，也要自己勤奋努力才能将“大树资源”最大化，否则躺在大树底下享受人生是不会有什么出息。这就是为什么大牛团队中也有平庸学生的原因。我的另一位拥有多顶国家级学术帽子的知名学者朋友的经历类似，这位教授的博士生导师曾经对他说，你很不容易，你的成才之路全靠你自己。
我们这次聊天主要结合当下大学教师成长话题，聊到当下大学教师的绩效考核给一些青年学者带来的较大压力。在这个问题上他的主张与我不谋而合，他也主张大学要放松对青年教师的考核，不必设置三年一次的绩效考核周期。他说，即使学校放松对教师的绩效考核，对于大多数教师，尤其那些经历过海外求学与科学研究经历的引进青年学者也不会放松对学术的追求。这些学者属于那些“不用扬鞭自奋起”，自觉自愿做自己的科学研究，这类学者古今中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例如我在《感恩学术路上多位前辈师长，2018年8月10日》中提到的世界知名矿物学家彭志忠教授，数学教师李锦才教授等。他还说，即使有少数教师对科学研究失去信心，还可以对他们的教学提出要求。我非常同意他的认识，我数十年来经历的若干案例也证实了这种观点。
回忆30多年前的1990年一件有意思的往事。1990年地质矿产部决定举行直属高校教师副教授职称破格评审。通知我们学校当年校内评审选出前15位进京答辩候选人。我的忘年交合作伙伴，当年28岁高山博士排名第16位，眼看就要失去这次破格晋升副教授机会。后来当赵鹏大校长到地矿部才知道地矿部另外一所大学提供了20名答辩候选人，这才将我们学校包括高山博士在内的后面第16-20位候选人通知前来答辩。高山博士在这次副教授破格答辩中由于成果突出一鸣惊人，至今我还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报道了这次破格副教授答辩消息，并点了高山博士的名，说他成果丰硕，得到评委专家一致好评。
30多年过去了，我对当年破格晋升副教授教师的学术成果粗略追踪分析可以看出一个现象，这些教师中有的严重缺乏科学研究的可持续能力。这些人本来就可能当年成果并不突出，而主要依据研究生学位，尤其少数博士学位拥有者获得副教授职称，然而，后来依然凭借这次破格晋升副教授经历继续“再接再厉”，顺利晋升教授。当然，这些科研成果并不突出的教师也只能在学校内“兴风作浪”，因为，当年学校绩效考核宽松，加上有的人还可以承担一些行政职位，拥有话语权，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然而，他们不可能参与国家相关荣誉称号比拼，例如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高山博士后来再接再厉，先后获得国家杰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遗憾的是高山博士由于长期痴迷科学研究，不注意身体健康，终因积劳成疾54岁英年早逝《青椒之问？2016年5月16日科学网》。
30多年的实践证明，那批破格晋升副教授的青年教师中依然有一些“不用扬鞭自奋起”的人，他们无论自己还是培养研究生都做的很出色，为学校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并没有受到那些学术平庸学者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的人注重生活，有的人注重工作。我们过去学术机构的人事政策还有一个“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给那些平庸人生存下去的空间。我们现在高校，尤其是一些重点大学往往采取较为严格的学术评价引进学者，那些经历博士研究生与博士后及海外学术经历的青年学者，开始尝到做科学研究的乐趣，因此，宽松的绩效考核环境不大会影响他们的教学和科研积极性。正如我们一位青年学者向我坦言：“对于我这种北京博士毕业，然后到了武汉。在学校没有靠山，没有大树，哪怕没有学校的考核、逼迫，我也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您说的非常对，做大做强自己，到哪里都吃得开。” 因此，我们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决策者们大可不必担心宽松的绩效考核环境会产生很多懒人。相反可能会激发更多“不用扬鞭自奋起”的学者，他们一定会为机构产生不只是成果的数量，而是高质量的教学科研成果，为学校和国家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