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最近被吵得沸沸扬扬。
斯人与是人，从意思上说，毫无二致。过去的人凭记忆写文章，写这个字那个字都非常正常。一些人因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社）语文教材的这一个字，批评人教社“胡乱更改”，部分人的话甚至不很好听。
其实，人教社毕竟是我国最守规矩的出版社之一，几十年一贯规规矩矩，没有出过什么大的差错。现在人教社拿出了证据，从1961年到现在的各个版本的课文上都是“是人” ，从未有过“胡乱更改”一说，那些骂人教社胡乱更改的人应当无话可说了。
我们说话、写文章、做研究，当涉及到前人的工作、引用前人的文字，都是要查文献资料的。对于我们科学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查文献是一项很基础的工作。我们做学术研究工作，一般情况下，总是有前人的工作基础，从而写论文总会有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如果存在原始文献，一般都应当引用原始文献。即使我们是从二手、三手文献上了解到这个研究领域的，也应当尽可能去找到原始文献。当然，这里所说的是研究这个问题，而不是应用学术界公认的理论。比如我应用牛顿定律，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理论，当然不必去查看牛顿的著作，但是倘若要去研究牛顿，那就需要尽可能找到原始文献。
为什么要引用原始文献呢？原因也很简单，二手文献对于原始文献的叙述，有可能会加上二手文献作者的一些理解，这种理解有可能会有偏差。用一个汉语词汇，叫可能“有所损益”，即有增有减。如果再经过一次转述，则可能又有所损益。几次转述，就可能就会面目全非。所以，研究问题，看原始文献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找不到原始文献，那么就应当去找与原始文献尽可能近、尽可能可靠的二手文献。我想，这是我们做学术研究的常识。我们的教师也应该在一定的时候把这个常识教给学生。
像编写教科书，引用古人的著作，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找到原始文献，那就应当找历史上公认至少是大多数比较权威的人物认可的比较好的历史版本。从人教社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被人“批评”的那篇孟子的著作，确实是从那些传统公认好的版本中引用的。
那么，“斯人”为什么如此深入人心，这么多人都记得斯人呢？有人说“曼德拉效应”之类的，但是，这么多人记得是斯人，总要有一个来源呀！这里说一点我的记忆。
我虚长了几岁，当人教社的初中课本有《生于忧患》时，已经读高中了。但是，我却又不够老，因而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当然其中包括《孟子》。但我对孟子的那句话记得很牢，却也是“斯人”。
当我退休后阅读和抄写几遍孟子时，也没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年龄大了，读的古书多了几本，同一句话中个别字不同的事情经常碰到，版本不同，有几个异字是“家常便饭”，只要不影响内容，并不去考证。
那么，我的“斯人”是从哪里来的？对此，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这一段话。那也是一篇课文，不过并不是那篇《生于忧患》，而是节选自一本有名的书，在那里，作者引用了孟子的这一段话以激励读者。被引用的孟子的话，我估计是作者只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写出来罢了。他们这一代人都是很懂得儒家经典的，这些有名的段落他们都是能够背出来的。当然个别字的不同也就难免了。
实际上，中国人的传统，引用古人的话，大多数都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并不在乎个别字的不同，包括编辑《康熙字典》都是如此。他们并没有现在这样一字不差地“打引号”引用的习惯。
1967年开始，全国都“轰轰烈烈”地批判节选到我学到课文的那本书。书被污蔑为所谓“黑修养”，说什么读了那本书会“越养越修”（“修”当时指修正主义），当然更要批判那一段话。它们污蔑作者是宣扬“天命论”。那时候的所谓大批判才是铺天盖地，大报小报大字报，大会小会批判会斗争会，弄得家喻户晓，懂不懂的都要参加批判，真的是影响到了每一个角落。而那时候的所有刊物上所用的都是“斯人”。
当然，我也需要说明一下，上面所说的是我的记忆，也只是记忆，并没有去查原始文献。如今疫情防控，我无法去查找六七十年代的报纸。这里所说的所谓“大批判”的规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当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从现在八十多岁的人开始，我们这代人过去都没有好好地读孔孟的著作。孔孟的许多辞句，都是从“批判”孔孟的时候才知道的，而且大都是从二手、三手、N手文献上得来的。从批判三家村开始，到70年代的批孔，人们也着实地在批判中知道了不少传统文化知识。这就像很多人从批判传统戏的样板戏开始，最后学到了若干京剧传统知识一样。但是，这样零零碎碎的学习毕竟往往会带有一些偏颇，有时候甚至会弄反。这种偏颇而且可以传代，一代一代往下传。当然，这里所说的斯人只是一个极小极小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实际上几乎不成问题。
既然是一个极小极小的问题，为什么如今还搞得网络上如此的“轩然大波”呢？
这原因在于很多人相信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中年，他们所受到的教育，都只关心考试，而考试又告诉他们所用的问题都必须给出一个标准答案。有了标准答案，才可以得到分数。有了标准答案，考试才可以公平。
其实，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对其余都错的情况。颜色并不是非白即黑，而是有许多中间色，可以五彩缤纷。对于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多个，它们都差别可能可能在于哪一个更好一点，或者更合适一点，也有可能都可以、都合适。
而我们的很多人，包括很多教师、专门工作者、部门领导者，却长期在只有一种标准答案即非白即黑的教育下，形成了僵化的思想方法。他们认为，没有标准答案还怎么教书，怎么管理？而当情况出现了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时，他们就茫然了，就要质疑这种情况是否合理。在他们有权力决定时，他们就一定要确立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其余则是不正确的。像这次形成网络风波的对人教社课文“是人”还是“斯人”，就是这种情况。
在长期的这种只关心考试，在考试中只关心求得“标准答案”的教育下，很多人的思想是僵化的。如很多人质疑人教社的教科书上把“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注音为xie2而不是xia2，把“一骑红尘妃子笑”的骑注音为qi2而不是ji4，等等，他们责难人教社，说人教社乱改。其实，人教社不过只是执行“国家语委”制定的有关法令和规定罢了。学校教育学生读“远上寒山石径xie2”“一qi2红尘妃子笑”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说你读“远上寒山石径xia2”“一ji4红尘妃子笑”就是错的，也不是说过去的学校都教错了，你过去学习的东西都是错的。我们的思想不应当如此僵化。
在读音问题上，我们离开老家几十年的人，回到家乡，就会发现家乡的很多语言、发音已经有了变化。李敖说他的北京话比现在的北京人还“标准”，其实是几十年来北京话在变化。而一千多年前唐代人的读音与现在的读音更是差到不知哪里去了。我们现在说的话，唐代人根本听不懂。所以，用现在的发音读古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样，我们没有必要在个别字的读音问题上斤斤计较，最重要的是理解古诗古文的意思，懂得他们的思想。这也是我们学习古代语文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这也是语文教学应当注意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思想僵化表现在许多地方。例如，现在的很多研究生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在作探索，做一点事情就去问导师：“老师，我得到这样的结果对不对？”做研究工作不是做习题，事先没有标准答案，对不对得仔细地具体分析。
这种只知道背诵标准答案的人，上了大学学了专业知识不知道应用。学了化学不会解释生活中的化学问题。学了生物不会解释生活中的生物问题，等等。
有人一听某食品添加剂能够对人体健康产生有害的作用，就急忙去看那些食品的标签，找找是否含有此类添加剂。以为食用了这些食品就会有害于健康，一旦看见就大惊失色而且在网上大叫大喊。其实，所有的可能有害于健康的物质，都有一个摄入量的问题，商家敢于在食品标签上注明的物质，都是符合国家规定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其含量也经得起国家有关部门的检验。而那些小作坊里非法添加的真正有害于健康的物质，都不会写在食品标签上。
所以，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是关心考试，更不能只是用标准答案去“框住”受教育者，应当让学生真正懂得知识，懂得所学东西的实质，要使得我们的学生越学越聪明，而不是思想越来越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