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部关工委响应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向全国高校发出“读懂中国”的倡议。我们学校关工委积极响应，在全校开展“读懂中国”活动。关工委领导希望我们这些完整经历国家开革开放的退休老同志能够和大学生一起参与这个活动，让我们的莘莘学子更好地“读懂中国”。我受邀以亲身经历向年轻人现身说法，诠释“改革开放与读懂中国”。其中我选择熟悉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大学教育变化为主题，与我们学院学生代表谈谈如何“读懂中国”。
1、大学教育基本理念变化：改革开放对于我国大学教育具有重大的深远影响。我们从拒绝到接受世界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从“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一部分的“臭老九”到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香饽饽”。社会大众普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例如我的家乡农民在外打工，在实践中切身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大大提升了他们对孩子教育重要性认识。我国高等教育界通过派出去和请进来方式学习、理解和逐步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理念和价值观。许多大学主动安排教师前往欧美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交流，甚至要求将出国经历作为教师晋升高级职称的基本条件。我们逐渐认识到，大学教育不能只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而应该加强 “通识教育”，“人文素养教育”。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理念、独立思考习惯与质疑批判精神。这些特征是大学培养高质量人才与产生重大科技成果的基础，是回答“钱学森之问”（即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良方”。这样的教育理念可以让学生毕业后从容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环境。让我们的学生懂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和家庭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同时还应该具有社会担当和责任。
2、大学教育的公正公平变化：涉及两方面的公正公平。首先是改革开放大大提升了我国教育的公正公平。我国大学教育规模从半个多世纪前我们当年10多万（据说年招收15万左右，大约只有1%的同龄人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机会），到现在年招收700多万大学生。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大增加了大学教育的公正公平。无论贫富家庭子女都有享受大学教育机会。其次大学评价的公正公平，以教师职称评定为例，大学打破论资排辈，适度的学术指标量化评价机制使得那些凭自己勤奋努力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获得了他（她）们应得的荣誉、尊严和待遇，并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让大学生享受到那些成果丰硕，潜心学问的知名教授资源，大大提高了大学的社会地位，让大学生及其家庭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我们学校1987年开始“破格职称晋升”。1990年地质矿产部开始组织首次职称破格答辩，高山教授（2011年增选中科院院士）等一批年轻人脱颖而出获得晋升。
3、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关系变化： 众所周知，大学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与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我们的传统观念往往将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割裂。改革开放前，由于我们国家经济贫困，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大学教师从事与专业相关的科学研究。因此，客观上我们大学教师可以“专心”教书，给大学生传授“专业知识”。改革开放有力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大学教育中“教学与科学研究关系”。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理念成为大家的共识。例如华中科技大学10多年前提出的科学研究是“源”，教学是“水”的比喻比较贴切。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大学教师科学研究除了产生科技成果，同时也应该将科学研究经历与成果在教学中得以体现，因此，大学教师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经历可以大大提高大学教育质量。这一理念我在“大学教师为什么要做科学研究”博文中进行了专门阐述。例如我的多位大学本科学生在他们毕业若干年后还能回忆起当年我在课堂教学中穿插的一些“科学研究经历往事”与科学研究理念，对他们日后成长有所脾益。 
4、大学教育国际化成为了常态：我们从“闭门办学”到“开门办学”，大量国际一流人才来到我们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讲学。这些国际一流学者带来了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及先进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据说清华大学开始聘请外籍专家出任管理职位，这对于改革开放前属于“石破惊天”事情。我们与欧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和科学研究成为常态。大学教师以各种形式参与国际合作科学研究。我自己从1989年开始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地质研究所Hansen教授合作，从而激发了我的学术国际化热情。即使在退休后，2013年我在爱尔兰都柏林探亲，得知国际著名的大陆下地壳电性结构领域带头人A.G. Jones主持爱尔兰高等研究院地球物理研究部。A.G.Jones博士是我“大陆下地壳岩石物理结构”研究方向同行。他热情邀请我在他课题组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扩大了我们课题组的学术影响力。出国参加学术交流，与国际同行“切磋技艺”大大提升了我们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