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制是一种历史悠久但现在已经显得有些陌生并被认为是一种老掉牙的知识传递方式，它内在的知识传递结构很少有人去关注也并不为众人所了解。然而，21世纪以来，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却在国家层面上重启学徒制，这种政策安排的深意何在？对于正在寻求产业结构转型的中国有何启示，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仔细梳理。
说到学徒制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先看两则案例。其一，有无数车迷讨论过这样的问题：采用全进口零件组装的国产车和原装进口车的质量一样吗？很多车迷给出的答案是不一样，总体来讲还是原装进口车质量要好一些。在所有零部件、生产标准与流程都一样的情况下，问题出在哪里？显然是出在两边组装汽车的工人的技术水平差异所致。其二，2009~2010年间丰田公司爆发大规模质量危机，据事后统计，丰田公司因油门踏板隐患和制动系统问题在全球范围召回超过850万辆汽车，此次事件对于丰田的信誉造成重大损失，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众多，但是公司盲目扩张导致质量下降是首要原因。随着丰田快速的全球扩张，必然伴随着总部大量技工人被派往其它工厂，技术骨干由于扩张被大量稀释，导致各地生产车间的技术水准快速下降。由此笔者冒昧提出一个经验公式：企业技术水平的再生产能力（或复制能力）决定企业扩张的边界。下面不妨看看美国是如何通过政策安排提升产业技术水准的。
21世纪以来，美国为了实现再工业化重启学徒制。尤其是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大幅攀升，结构性失业严重，在此背景下，2009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乔治敦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出，将重振制造业作为美国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将其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围绕这个目标，历经几年布局与签署一系列诸如劳动力培训方案等行政法案之后，于2014年7月召开首次白宫学徒峰会，这标志着奥巴马政府正式在全美启动学徒制教育，也意味着学徒制成为美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一环。随着美国政府政党轮换，2017年1月共和党的特朗普上台，虽然两党执政理念差异很大，但是在学徒制上却罕见地达成高度共识。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6月15日，通过总统行政命令发布《扩大美国学徒制》，以此从制度层面明确美国加强学徒制的战略目标，并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行业认可的学徒制度。众议院则在2021年通过《国家学徒法案》（The National Apprenticeship Act of 2021）。随着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与之配套的学徒制实践也有序展开，这其中最著名的活动就是美国国家学徒培训周（National Apprenticeship Week）的定期举办。这项活动始于2015年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7届，日期通常设定在11月。每一年根据产业状况与社会需要设立一个主题。如2015年奥巴马时期，第一期培训周的目标就是通过学徒制让人们适应新机器、新技术和新知识，从而可以获得高薪工作，跟上21世纪发展的需求。2017年，进入特朗普执政期时期，他强调拓展学徒制领域，通过学徒制为工人提供相关的培训，以补充经济中热点领域的工作岗位。在这期间，积极调动企业和教育机构的积极性并与政府形成合力，扩大学徒制规模。2021年，拜登上台，开始强调学徒制如何成为提供关键人才的载体和提高美国劳动力的质量与应对国家紧迫挑战的手段——从重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到防范网络安全威胁等领域。
美国学徒制计划，从政策安排、目标设定、经费投入到效果评估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仅就投入而言，学徒制计划的投入也是逐年增加的，参与培训的人数更是快速增长，这些经过培训的学徒就业后收入也相当可观，据资料显示，2015年的学徒制计划参与人员，其中87%的学徒毕业后平均起薪超过 50,000 美元/年。由此可见学徒制计划在美国三届政府的持续推动下，已经初见成效，自2015年以来，美国产业开始回流，创造力提升以及整体经济表现强劲，这些成就背后不能说没有学徒制的很大贡献。
现在我们需要挖掘学徒制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学徒制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其一，通过学徒制解决知识传递的堵点问题。如果知识的构成形式是：知识=明言知识+难言知识，那么，随着社会进步与学科的日益成熟，知识构成的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即明言知识的比例将增加，而难言知识的比例将减少，这种知识结构适合于大规模推广与传播，这也是传统的学徒制被人忽略的原因所在。但是难言知识仍然存在，这部分知识仍需要亲历亲为才能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在当下，要解决难言知识的传递问题，学徒制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一个忽视难言知识的社会必将造成知识的损耗与创新能力的弱化，这也是知识管理领域的一个经典难题。这里还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认知误区：理论知识越丰富的地区，当地的产业技术水平也应该随之越高。其实不然，这是由于在知识传递的长链上存在转化堵点导致的，即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原理到技术发明再到产业应用的转化链条上，每一次转化都存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内容损失，尤其是从技术发明到产业技术的应用环节，此时知识的构成中存在大量的难言知识，这就是著名的知识传递末端的堵点所在。学徒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言传身教把难言知识传递到具体的生产环节，从而消除知识堵点。如果缺乏这样的一个出口就会出现知识的“堰塞湖”现象，所有的前沿理论知识都被堵在知识链的上游，而下游由于缺乏有效的传递载体而无法让知识下沉到产业。这种局面会造成决策失误以及公众认知出现偏差：一方面，有些难题在理论上早就不是问题，而在技术实践层面却是绕不过去的障碍；另一方面，知识的堰塞湖造成产学研之间的脱节与互不信任。
其二，通过学徒制保障产业技术的下限。真正决定产品是否被社会接受的关键技术指标是产业技术的下限，而不是其上限。那些经过学徒制培训的工人是保证产业技术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的关键，他们最终决定了一项技术的最低下限。这有些类似于管理学中的“水桶短板理论”，决定水桶容量的不是其长板而是其短板的高度。同理决定一项产业技术水准是否被社会接受的标准不是其上限，而是其下限。而一个高水平的技术下限的维系是通过学徒制来保证实现的，就如同我们为什么喜欢购买百年老店或知名厂家的产品，是因为它能够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保障其产品的技术下限，而著名的奢侈品牌则能提供产品的技术上限。文章开头提到的组装汽车的质量为何不如原装车，其原因就在于原厂由于长期的经验积累与知识传递模式保证了较高的技术下限不会随意下降，而新建的组装厂由于缺乏难言知识的长期积累与有效转化模式的规范化，导致其产品的技术下限出现不稳定与下降的现象。
为了解决知识传递的堵点与提升产业技术下限，我国在教育体系实行了中学生的普职分流改革。运行多年的普职分流其效果是否等同于学徒制？为此，需要对该政策的来龙去脉做简单介绍，通过梳理政策文件可以发现，普职分流的提法最初出自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中。而让其进一步激进化的文件是《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提到要将应届初中毕业生有序分流到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原则上要按50%的比例引导应届初中毕业生向中等职业学校分流。
这项政策导致初中的教学与培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客观地说，这项政策安排是不成功的。盲目照搬德国、日本等职业教育体系比较成熟国家的做法，却没有考虑到那些国家在社会上对于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而中国社会的评价体系与认知与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再者，他们的职业教育体系从基础设施、经费投入到人员配备上都与大学有一拼，反观我国在支撑职业教育体系的硬性基础条件与社会认同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家长们又如何能安心让孩子去念职校呢？在2021年的《职教法》修订草案中，对“普职分流”给出了明确的规划：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份新修订的文本只是对前期文本的模糊化处理，实质性内容并没有改变，即便如此也引发社会的热议，并传出国家将取消中考5:5分流，这些说法后来被官方辟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该项政策的目标诉求与广大公众的偏好与认知完全不匹配所致。
据笔者统计，截至2021年，我国普通职业本专科院校有1001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656所，高职有74.4万教师，中职有10.8万教师，高职有在校生1468万，中职有在校生9896万人。在目前的分流体系下，流向职业教育的学生根本不是出于热爱而是由于考试筛选的结果，这就造成职业教育的生源与社会观感都处于负面刻板印象的劣势中。另外，这种分流政策安排看似要解决下游技术型产业工人不足的现实，但是就业市场对于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毕业生认可度不是很高。这再次证明，这项政策安排在市场与家庭两个层面都是不成功的，既没有实现满足就业市场对于技术工人需求的政策初衷，又加剧了社会的焦虑与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