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个体倾向于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思考问题，并且认为，平均而言，自己比别人更好，这就是高于平均数效应（better-than-average effect, Sedikides & Strube, 1997）。与参照对象是具体个人相比，当参照对象是一个集体时，这种效应更明显（Klar & Giladi, 1997）。研究表明，道德领域也存在高于平均数效应，即，人们倾向于认为，在道德方面，自己比他人更道德（Brown, 2012）。
道德情境中，为什么会产生高于平均数效应呢？研究者假设，这种效应源于个体对自己与别人道德和不道德行为的不对称归因（Han & Kim, 2022）。关于归因理论的研究显示，人们要么进行个人归因，要么进行情境归因；其中，个人归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是指从个体身上寻找内部原因，情境归因（situational attribution）是指从个体身外寻找外部原因（Nisbett & Valins, 1971）。
具体地说，当个体面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时，与面对别人的不道德行为相比，他/她不太可能进行个人归因；当个体面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时，与面对别人的道德行为相比，他/她不太可能进行情境归因（Han & Kim, 2022）。
由此可见，人们在道德领域，其实是有双重标准的：不仅对好对坏的标准不同，而且对人对己的标准也不同。也就是说，虽然社会规范要求人们做到一视同仁，但是，实际情况却往往是人我有别的。更为重要地，这充分说明，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会自动地改变判断标准。
这样解读人类道德领域的高于平均数效应，是否贬低了人类的理性与道德？其实，在揭示人类的非理性方面，已经产生了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分别是H. A. Simon（1978）、D. Kahneman（2002）、R. H. Thaler（2017）。其中，Simon（1983）提出了人类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观点，描述了人类理性的局限。Tversky & Kahneman（1981）指出，人们系统地违反一致性和连贯性的要求，用不同的框架来解释不同的情境，这些违反行为与决策中的有限理性有关。
据此，Chugh, Banaji, & Bazerman（2005）提出了道德领域的有限理性，即，有限伦理（bounded ethicality），并把它定义为一种观念，这个观念让人们监督情境中或决策中的伦理挑战，特别是涉及自己的情境或决策。
根据有限伦理的观点，人们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道德、更诚实、更公平、更值得信任（Chugh, Banaji, & Bazerman, 2005）。与评价别人相比，人们在评价自己的道德行为时过于慷慨，在评价自己的道德失范时更为宽容。换句话说，个体对自己持有高于平均数的信念。
此外，个体不仅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客观，而且认为自己是绝对客观，不受环境或外部情境的影响（Pronin, Gilovich, & Ross, 2004）。例如，个体认为别人考试作弊是不道德的，自己考试作弊则没那么不道德（Bocian & Wojciszke, 2014）。类似地，个体捡到别人的钱包把它交给警察时，认为自己是道德的，但是，他/她却期望人人都会这样做，而当别人这样做时，他/她又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道德标准中的高于平均数效应与合理化的防御机制是一致的，即保持自尊和促进身心健康（Taylor & Brown, 1988）。通过进行社会比较，个体在相信自己比别人更好时，就会感觉更好（Brown, 2012）。个体在相信自己比别人更道德时，也会感觉更好；因此，即使在相同的情境评价相同的行为，个体也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更道德，毕竟，个体相信的正是自己想要相信的（Balcetis & Dunning, 2006）。Morgan（1993）也发现，个体对道德的自我评定与他/她的自尊及社会赞许性相关。因此，个体在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前和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后，都更可能进行自我辩解（Shalvi, Gino, Barkan, & Ayal, 2015）。
人们倾向于进行不同的归因，这取决于考虑的情境涉及自己还是别人。Malle（2006）发现了归因中的负性行为不对称性，即，人们倾向于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情境归因，而对别人的错误行为进行个人归因。对于正性行为也是如此，即，人们倾向于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进行个人归因，而对别人的道德行为进行情境归因。特别地，与合理化一致，高于平均数效应产生的机制是，个体把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知觉为可以接受，由这种偏差为自己的行为辩解（Bersoff, 1999），而无视这种行为的个人原因。当道德身份（即，个人道德倾向）受到威胁时，个体总是通过高估自己的道德资格来合理化自己的不道德行为（Effron, 2014）。
总之，上述研究表明，由不对称归因造成的高于平均数效应可以存在于道德领域和不道德领域。与对别人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个人归因相比，个体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不太可能进行个人归因，这与高于平均数效应归因过程的自我保护特征（Bradley, 1978）是一致的。作为对照，与对别人的道德行为进行情境归因相比，人们对自己的道德行为不太可能进行情境归因，这与高于平均数效应归因过程的自我增强特征（Miller & Ross, 1975）是一致的。当做出道德行为时，个体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不是对相应情境的标准反应；然而，个体倾向于把别人的道德行为评价成标准行为，而非需要付出努力的。因此，个体通过心理奖赏自己的道德行为而增强自己高于平均数的信念（Duval, Silvia, & Lalwani,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