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美国维京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华威大学科技史副教授James Poskett（詹姆斯·波斯基特）的著作Horizons：A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本文作者译为“视野：科学之全球史”）。作者波斯基特2013 年曾进入“英国广播公司新一代思想家奖”入围名单，2012年获得过英国科学作家协会颁发的“最佳新秀奖”。
本书作者认为，现代科学并非单纯地发源于欧洲，而是全球性的思想交流的产物，是不同个人、不同文化与不同国家之相互联系的产物。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有助于改善目前科学事业缺乏多样性的局面。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现代科学大约在16至18世纪之间诞生于欧洲。在这个阶段，一小群欧洲先驱者（哥白尼和牛顿是典型代表）推翻了古代迷信，提出了最早的现代科学理论。这场科学革命为科学事业的后续发展搭建了舞台，欧洲不断取得惊人的进步，世界其他地方只有拼命赶超。
可事实并非如此。
过去十年，历史学家综合拼接出对现代科学起源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主张，现代科学不是欧洲文化的独特产物，而是依赖于全球性的文化交流。
现代科学的许多先驱者都依赖于从世界其他地方借鉴来的理论和观察。例如，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的著作《天球运行论》（过去译为《天体运行论》，张卜天翻译的2021年商务印书馆版本定名为《天球运行论》，甚是）中，至少引用了5位穆斯林科学家或科学作家，包括叙利亚数学家塔比·伊本·库拉等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哥白尼利用了波斯天文学家纳西尔·艾德丁·图西提出的数学方法——图西双元数学模型，从而为行星绕日运动建模。哥白尼的书中甚至还从图西1261年发表的《天文学回忆录》中抄录了一张图，但未注明出处。
这只是那时非常广泛的文化交流潮流的一个例子。欧洲科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都依赖于全球性的学术联系。牛顿写作引力相关论著时，引用了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开展的一些实验；达尔文收集进化论证据时，查询了中国16世纪的百科全书《齐民要术》；爱因斯坦研究量子力学时，从印度物理学家萨特延德拉·纳特·玻色的研究成果中获得了启示，他俩共同为量子统计理论作出了贡献。
一方面，欧洲确实汲取了世界其他地方产生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某些科学取得了突破，但由于相关史实与现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叙事不吻合，被淡忘了。
例如，1903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科学会议上，日本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提出了一种新的原子模型。他认为，原子必然由两部分组成：一群带负电荷的粒子围绕着一个带正电荷的较大的核心旋转。他的认识是正确的。可如今，人们一般只记得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1911年提出的原子核式结构模型。显然，这比前者晚了几年。
又如，中国物理学家赵忠尧1930年通过实验发现了正电子的存在，成为世界首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因赵忠尧在做出该发现后不久回国，诺贝尔奖评委会以为这是他的同事C.D.安德逊的成果，就将诺贝尔奖颁给了后者。
而17世纪非洲植物学家Graman Kwasi尽管发现了治疗疟疾的新方法，却被人们遗忘。
无疑，本书展现了更真实、全面的科学史，有助于人们以更包容的方式开创科学之未来。无论是墨西哥的遗传学家、印度的化学家，还是中国的物理学家、加纳的生物学家，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科学贡献都应获得认可。
英国华威大学科技史助理教授Michael Bycroft在评论本书的一篇文章中说：“撰写欧洲科学史就够难的了，因为要覆盖5个世纪，要把握许多科学学科。撰写一部纳入世界其他地区的科学史就进入了政治和方法论的雷区。撰写一部旨在吸引公众的此类著作简直就是愚人游戏了。”他接着说，“但是，波斯基特并非愚人。”这本书有缺陷，但写得不错。
Michael Bycroft说得很公允。本书显示出全球科学史研究具有巨大的潜力，同时表明需要采用各种不同的研究进路。
欧洲科学史让人们清楚在“黑洞”里发生了什么；科学认识史让人明白科学的价值取决于其认识自然界的能力；相对主义的科学史则让人了解科学并非通往理性的唯一道路，也并不总是最佳道路。当然还需要国别的、地区的科学史，如同文化交流一样，文化分隔也是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