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新型肺炎进入重要阶段的时候，科技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科研单位人员勇挑重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疫情防控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这个文件是科技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指示，向全国科技界发出的号召。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1月31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也表示：“发表论文本身无可厚非。但疫情当头，关键数据的及时公开、共享有利于各方力量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这是一个需要关注并通过立法保障的问题”。
科技部的文件给科技人员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既老又新的重要话题，即：科学研究，发表论文与社会服三者关系。因为，在我国当下，正确认识这三者之间关系尤其重要。以这次武汉新型冠状肺炎事件为例，我们学术单位和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疫情当头，所有研究成果当务之急应当用于指导“疾病防控”，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正确引导社会公众抗击新型冠状肺炎。其实发表研究成果论文与提供决策建议之间并不矛盾，但是应该有一个重点和优先顺序，作为有责任心和良心的科学家对此不应该存在异议。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可以粗分为基础研究（包括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包括技术研发等）两大类。两者之间关系正如芬兰赫尔辛基大学Tuukka Petaja教授说：“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就像是中国传统的阴阳学中的循环链条，都不可或缺。基础研究是用金钱生产知识的过程，而从应用研究到技术创新并服务于社会则是知识创造金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财富和经济财富不断积累”。如果我们那些与社会服务密切相关的基础及应用研究成果产生的知识，不能为提升社会大众的生活质量，它产生的知识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这让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在全国推广“优选法”的事情。当年我毕业留校在湖北丹江口市的校办“五七地质队”工作，华先生好像亲自到丹江口市宣传“优选法”。华先生的主流研究方向属于纯基础属性的数论，其成果的科学水平享誉世界。显然，推广“优选法”是华先生尝试将应用数学服务国民经济的“初心”，无疑值得赞扬。科学技术产生的知识具有多元特征，有的知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有的知识可以直接或间接转换成生产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学术论文是科技成果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体现了：成果的优先属性，成果共享及科学评价的需求。因此，发表学术论文是科技人员，尤其是学术单位（大学和研究机构）科研人员日常工作之一，与服务社会并不矛盾。我们的管理部门需要制定出“既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科学评价政策，正确处理“科学研究，科技论文与社会服务”之间关系。
经历这次“肺疫”事件，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应当树立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意识，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发表论文。科技部提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一个科学务实举措。在我的认知里，我国“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模范是屠呦呦和袁隆平两位先生。前者的科学技术成果服务医学治病，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而享誉世界，并荣获我国迄今唯一的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后者袁隆平先生的水稻科研成果为世界人民所需粮食做出了卓越贡献。两位先生的代表性成果著作均发表在中国的学术刊物，其中袁隆平先生代表性著作先后发表在科学通报。前些年，科学通报特地纪念袁隆平先生科学通报论文发表50周年。这也表明，服务社会与发表学术论文之间本质上并不矛盾。我们不应当简单地以论文数量及论文发表的刊物作为评价成果水平的依据。
我在美国企业界工作的学生曾经告诉我，他们的工作虽然属于应用技术服务，但是并不排斥发表论文，并且公司对员工发表一篇专业刊物学术论文还奖励2000美元。我曾当面请教国内一家大型国企领导，国内企业管理层如何看待科技创新服务与学术论文关系。这位领导用具体事例告诉我，他曾经负责主办过重要的国际专业学术会议。我想这位具有现代科技意识的企业领导在管理中倡导科技人员发表论文绝不仅仅为了员工职称晋升的需求，而是科技人员通过发表论文可以提升自身的科技能力，这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