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发表《开放科学：科学传播与人才培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1、中国人才数量比美国多，但美国在研究型博士学位项目方面比中国强，原因在于中国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为研究型博士学位创造出足够多的高质量申请人；2、目前中国的高校过于注重国际声望，把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3、现在中国高质量的本科生数量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应该更关注如何提高本科生的教学质量（来自网络）。此外，网上曾经报道过我国一位著名科学家盛赞我国大学本科教育质量，认为我国大学本科教育水平属于世界一流，清华大学本科教育水平比哈佛大学毫不逊色（来自网络）。两位科学大家关于我国大学本科教育质量的认识大相径庭。为此，基于我数十年的大学教师生涯以及与国内外若干师生交流经历中，我想对国内大学本科教育的课堂外知识学习谈点认识，权当抛砖引玉。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大学本科教育基本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注重专业技能教育。为此拆分了民国时期的诸多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院系，成立了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的“首都八大学院”为代表的若干行业新大学。这些行业大学本科教育侧重于以专业知识技能教育，提出了工科大学以培养工程师为目标。大学相同专业之间注重全国统一的专业教学大纲，统编专业教材，统一培养目标的培养机制。这些行业大学为培养国家经济建设应用性技术人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大学的本科教育主要基于应试教育模式的专业技能知识教学为主。因此，我国长期以来大学本科教育，尤其是那些重点大学毕业生的专业技能与相应的基础课程知识比较扎实，是国内外以客观试题为主要类型竞赛的获奖高手。这可能就是那位知名学者认为的“我们的本科教育质量世界一流”的依据。然而，由于我们的本科应试教学模式导致大学生严重缺乏专业知识外的通识知识教育，尤其是独立的创新科学思维教育，导致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后只能适应与大学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一个职业干终身”就是那个时候大学生就业工作的真实写照。大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与市场应变能力，而这些能力不可能仅仅依赖专业课堂教学的知识学习。这可能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外籍教授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指出的“中国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为研究型博士学位创造出足够多的高质量申请人”的原因。
我们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普遍重视大学本科专业教学，包括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习教学与毕业设计等主要教学环节，缺乏专业教学外与培养学生独立科学思维相关知识的理念与意识。在我们一些大学管理者，甚至教授的潜意识里，“通识教育”似乎属于“虚无缥缈”的无用知识，例如大量“科学教育鸡汤类”的知识教育。一位重点大学的一个学院领导告诉我，类似科教鸡汤报告学生们普遍不感兴趣。我们的教师（包括我自己）普遍缺乏指导与传授学生课堂外知识的“资质”。我们简单地认为由学校有关部门组织的课外活动是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及“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例如让学生更多地参加一些校内学生自治性质的社团活动，还有一些以校内活动为主的仍然以专业技能为主导的“科创项目”，尽管这类项目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哈佛大学校长的“大学生课堂外获得的知识要大于课堂上”的话意义深远，这些课堂外知识可能蕴含在他们那本1000多页的课程目录里。我们大学给学生安排的“课堂外知识”在哪儿？近日看到一个视频：可能是一位资深人力资源女士谈为什么重点大学的学生就业优势大于普通大学学生的话题很有启发。当一个普通大学的学生说他当了一个学院学生会主席很能锻炼他的活动组织能力时，这位女士回答他说：当你认为学院学生会主席职务能锻炼你的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时，有的重点大学学生已经开始在校外重点企业实习，与社会亲密接触了，你认为他们的锻炼比你差吗？
耶鲁大学前校长蕾文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大学教育最大的失败。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大学不教知识和技能，却能让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乔布斯在回答哈佛大学学生的提问：我如何才能成为你这样的人？提出了“另类思维”的著名回答。我想“另类思维”应当是不循规蹈矩，不盲从前人，独立自主地思考解决问题。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看作为把尽量多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一代的一种工具，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能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把为社会服务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人”。这些世界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大学本科学习中的“通识教育”正是我国大学本科教育需要提升的核心教育价值观与理念。大学本科生的课堂外知识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学习不该是随意性，应该与专业课堂教学那样认真进行课程设计，配备优质师资及相应考核等一系列严格的教学管理措施。唯有如此并长期坚持，我们一定可以实现上海交通大学外籍教授所期望的“高质量的博士研究生候选人”的目标，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科技人才。